《焚书：知识的受难史》

[英]理查德·奥文登 著

刘佳玥 译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知识的保存从来都是一项艰苦的斗争：享誉古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因管理不善而日渐式微；博德利爵士的巨额投入才使牛津的新图书馆得以建成；纳粹政权纵火焚烧了成千上万册犹太人的书籍；卡夫卡的手稿则有可能因为他生前的遗嘱而不见于后世。在本书中，博德利图书馆馆长理查德·奥文登横跨三千年的历史记录和资料，介绍了从泥板到云数据存储时代的知识受难史，探讨了知识保存的现状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图书管理员和档案馆馆员等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和牺牲也在书中有精彩的呈现。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籍保存史和震撼人心的人类文明史。通过此书，我们应该理解，图书馆和档案馆不仅仅是存储文献的地方，也与当下的政治、教育和文化产生紧密的互动，为社会的健康运转提供重要支持。理查德·奥文登也向整个社会提出倡议：凝聚制定公共政策的共识，并为这些重要的知识保存机构争取该有的资源。这本“书之书”所具有的价值不仅在于带领我们重回书籍受难的历史情境，更在于唤起我们对知识存储和保护的清醒意识，特别是意识到在“互联网没有记忆”的时代个人与社会面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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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仍然遭受着攻击。系统的知识体系在今天仍然像在过去一样被攻击。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逐渐把保存知识的任务委托给了图书馆和档案馆，但如今这些机构正面临着多重威胁。资源的持续减少还伴随着科技公司的兴起，这些公司已有效地以数字的形式将知识的存储和传输私有化，将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一些功能带入了商业领域。这些公司的动机与向社会提供知识的传统机构截然不同。当像谷歌这样的公司将数十亿页的书籍数字化并开放在线阅读，像Flickr这样的公司提供免费的在线存储空间时，图书馆该何去何从？

在公共资金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我们发现民主制度、法治和开放社会也遭受着威胁。信息本身正在受到攻击。当然，这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指出：“世界上有真理，也有非真理，如果你坚持真理，即使这会让你与世界为敌，你也不是疯子。”今天，当我们思考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捍卫开放社会中必须发挥的作用时，奥威尔的话听起来真实得令人不安。图书馆和档案馆已经成为支持民主、法治和开放社会的核心，因为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坚持真理”。

2017年1月，美国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可能存在“另类事实”。她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回应人们对特朗普的批评，特朗普声称，参加其就职典礼的人数比5年前参加贝拉克·奥巴马就职典礼的要多，而照片和数据显示恰恰相反。这及时地提醒了我们，信息的保存仍然是捍卫开放社会的一个关键手段。捍卫真相，防止其被“另类事实”的兴起蚕食，意味着我们需要捕捉真相，同时捕捉那些否认真相的话语，如此我们就有了社会可以信任和依赖的参考点。

（图源：视觉中国）

图书馆对于社会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我在图书馆工作已超过35年，而我使用图书馆的时间比这还要长得多，所以我对图书馆的价值深有体会。这本书的创作初衷源于我个人的愤怒，愤怒于最近全球各地在确保社会可以依靠图书馆和档案馆来保存知识这件事上都出现了失败——包括有意和无意的失败。图书馆和档案馆几个世纪以来遭到的反复攻击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值得我们研究，而人们为了保护这些机构所持有的知识而做出的惊人努力值得我们赞颂。

2010年，英国内政部故意销毁“疾风世代”抵英入境卡一事败露，表明了档案的重要性。政府还开始对移民实行“敌对环境”政策，要求“疾风世代”移民证明他们在英国本土长期居住，否则就要把他们驱逐出境。然而，根据《1948年英国国籍法》，他们当时被许诺将会得到公民身份，因此才满怀希望地来到了二战后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的英国本土。到2018年春，英国内政部承认在所有这些被驱逐出境的公民中，至少有83人是被非法驱逐的，其中11人已过世，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

政策之荒谬使我大为震惊。这项政策是由特蕾莎·梅领导的政府部门策划并积极颁布的（在事件曝光时她已成为首相），他们销毁了这里面的许多人用来证明自己公民身份的主要证据。虽然这些记录在政策实施之前就被销毁了，且销毁记录可能并非出于恶意，但英国内政部坚持对移民采取敌对态度的动机可能是恶意的。我曾为《金融时报》写过一篇专栏文章，指出保存这类知识对于一个开放、健全的社会至关重要——事实上，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就一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