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业务包含情报收集、情报分析、秘密行动三大块，国内以往出版的相关图书，或聚焦于中央情报局的高层人物，或聚焦于其行动部门，但都基本忽略了中央情报局里至关重要的分析和研究部门，本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在该领域拾遗补缺的作用。

《国家斥候：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色大脑》以历史档案为基础，以文学描写为表现，大量使用解密档案和权威公开发表物，仅文献索引即达三位数，内容翔实可靠。并且，不同于国内同类著作往往是由职业作家或社科学者撰写的常态，本书的作者曾任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总工程师、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和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他不仅是资深研究者，更有高级管理经验，他的写作在视角上与以往同类著作有显著不同，而这种视角的不同，是来自其丰富的职业阅历，更来自其长期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本书内容跨度约30年，不仅涉及二战盟军北非登陆的“火炬行动”、冷战美苏“古巴导弹危机”等广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揭秘了二战美军劫掠德国科学家和科技资料的“树丛任务”“充沛行动”，冷战美国技侦领域重大项目“科罗娜计划”“支点计划”等鲜为人知的情报行动和项目。其中不少内容系在国内首次详细披露。

此外，本书对史实的勾勒不是采用脸谱式的刻板描写，而在权威资料的基础上，对史实进行实事求是和生动形象的写实描写；不仅描写了重要事件的外在表现，而且还阐述了很多事件幕后的中情局内外人事、部门甚至办公室政治纠纷，使史实变得更加生动、鲜明、接地气，这种写法在国内同类出版物中是鲜少见到的。

《国家斥候: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色大脑》

真 溱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从基础情报中进行目标选择

1942年11月，敌方目标组给第8航空军提交了第一批试验性成果，其主要针对纳粹德国的合成油、点火装置、螺旋桨锻件以及汽车的生产工厂。而后，他们根据军方的反馈意见，把主攻方向调整为轴承、橡胶、轮胎及石油设施，继续编写瞄准点报告，并很快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到这一年年底（也有说法是到1944年5月），已成为“熟练工”的学者们一共完成了285份瞄准点报告。

按照谢尔曼·肯特的分类方法，这些报告大抵都属于“基础描述类”情报的范畴。由于第8航空军和第15航空军轰炸司令部手中的情报十分匮乏，这些报告被当作高质量的基础性情报来使用。沃尔特·罗斯托后来回忆，编写这类报告虽然“痛苦”但并不需要太多“缜密的思维”。而以这类报告为基础，学者们接下来所要回答的才是最为困难的核心问题：究竟应该选择哪些轰炸目标，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

为了获得答案，经济学家们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提出了一种“目标选择”的理论框架。简单而言，就是以数量最少的轰炸目标来达到某个特定的军事目标。军事目标的表述必须比较清晰，不能仅仅是“削弱敌方经济实力”或者“破坏敌方政治基础”之类笼统说法。至于如何选择轰炸目标，则应当充分考虑作战策略尤其是时间因素，并且对轰炸给敌方造成的破坏程度、这种破坏对敌方军事力量产生的影响程度，以及己方的损失大小等诸多因素进行定量化的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果。

学者们将每个相关的工业类（如石油工业、飞机工业和汽车工业等）分别视作一个“目标系统”，并以其作为战略级决策的选项。而对于每个目标系统，他们进一步细化出11个方面进行定量化的考察：

1.该目标系统的产品对于军工生产的重要程度；

2.该目标系统产品的应用广泛程度（应用面越广就越应该作为目标）；

3.该目标系统中每家工厂的重要程度；

4.该目标系统被攻击后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的重要程度；

5.该目标系统产品供应情况的紧张程度；

6.该目标系统被攻击后进行恢复的容易程度；

7.该目标系统被攻击后可被替代的程度；

8.该目标系统工厂的脆弱程度；

9.该目标系统的规模；

10.该目标系统被发现的难易程度；

11.该目标系统及对其进行攻击的路线的防御程度。

针对某个具体的目标，他们设计了三个条件进行判断。只有同时满足所有三个条件的目标，才会被写入“潜在目标报告”，并作为战术选项交给军方。这三个条件分别是：

1.我方能否飞到目标上空并对其投弹？

2.命中目标后能否击毁该目标？

3.如果该目标被击毁，能否直接或者间接地削弱敌方力量？

军方对于每一次轰炸行动最关心的当然是效果。敌方目标组提出，应该从下面四个方面对作战效果进行评估：

1.该次攻击对于目标所属的经济系统和军事系统的影响有多大？

2.这种影响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被前线感受到？

3.这种影响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4.该次攻击产生的军事效果（而非经济效果）是什么？

学者们可能未必意识到，他们的这套“目标选择”框架实际上是一种运筹学方法，其核心后来被研究分析部的经济学者瓦西里·列昂替夫抽象为一整套理论，名为“投入产出分析”，而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