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单：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

[美]亚历克·麦吉利斯 著

曾楚媛 译

文汇出版社

短短20余年间，亚马逊崛起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美国第二大私营雇主，其负责仓储和运输的“履单中心”散布全世界，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长达十年的调查中，美国资深记者亚历克·麦吉利斯见证了这家曾代表技术进步的公司，如何发展成架空国家的资本巨兽。它带来“一键下单”的便利，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实体经济持续衰退，传统社区纷纷凋敝；在垄断的挤压下，中小型零售商苟延残喘；劳工被困在高压的效率系统中，失去作为劳动者的尊严。

以亚马逊为透镜，亚历克·麦吉利斯捕捉了科技寡头阴影下的众生相，展现了一个在地理与阶层上被资本分裂的美国。通过全景的俯瞰视角，本书也展现电商行业的上下游，从产业工人到普通买家，无一不陷入监控资本主义的奴役陷阱——

我们活在无所不有的时代，却陷入一无所有的生活；我们一键得到30分钟后的外卖、次日送达的数码产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便利，却失去劳动的尊严、选择的自由、公共参与的权利，以及曾经存在于附近的连结和人情。

>>内文选读

赫克托·托雷斯被妻子要求搬去地下室住。他其实什么错也没有，更别说婚内出轨。他不过是没找对工作。

说起来啼笑皆非，要不是妻子催得紧，赫克托也不会接下这份活。大衰退期间，赫克托失去了年薪17万美元的技术产业工作，打那时起，他待业了整整11年。50多岁，被一向青睐年轻活力的行业舍弃，人在低谷，赫克托意气消沉，沮丧抑郁。一家人靠着妻子劳拉销售医疗诊断设备培训课程的收入过活。2006年，因无力负担每月5500美元按揭，赫克托一家逃离了旧金山湾区，迁往科罗拉多州丹佛城郊，房子面积不比以往。

后来，劳拉对失业已久的丈夫发出最后通牒——他要是还找不着工作，就得走人。于是他回到加州投奔自己的家人。赫克托来自移民家庭，数十年前从中美洲来到加州。住在旧金山远郊的姐姐收留了他。要是他打算出门，那么晚上8:30前必须得回来，不然会打扰到姐夫休息。姐夫每天清晨4:30就得起床，在破晓前驱车赶往硅谷，像其他12万湾区打工族那样，每天花费3个多小时在通勤上。

这样过了5个月，劳拉给丈夫找了一个台阶：家可以回，但他得找到工作。赫克托最后确实找到了一份工作，不过那已经是2019年的6月，半年以后的事情了。有那么一次，他开车经过一间仓库，看到招聘告示就停车问了问，他们让他第二天来报到。

赫克托每周干4个通宵，排班通常是从前一天晚上7:15到第二天早上7:15。他在仓库内四处奔忙——给出库的拖车装车，往货盘上卸货，然后分拣信封和包裹，这意味着，整个夜班他都要站在传送带前（仓库里一把椅子都没有），每小时将数百件货物从一条传送带搬上另一条，还得小心摆放，让带条码的那一面朝上，好给机器扫码。

一大堆箱子等着搬，有些重达50磅——重量倒是其次，真正的问题是，在搬起箱子之前，光凭大小其实没法判断是轻是重。这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对身心而言是持续的挑战。有一段时间，赫克托戴起了护腰，但戴上又会热得受不了，像被架在火上烤。肘部也突然患上肌腱炎。每次轮班，往往要走超过12英里的路——智能手环是这么说的——他想手环一定是坏了，自己买了新的计步器戴上，结果读数没差别。上班前涂抹局部止痛膏，工作时服用布洛芬，回家后站在冰袋上、冷敷手肘，再用泻盐泡脚。鞋要常换，以分散足底承受的压力。赫克托每小时能挣15.6美元，与供职于技术产业时相比只有区区五分之一，当然，比起待业要好太多了。

仓库位于丹佛以北16英里的桑顿，2018年才投入使用。克林特·奥特里是仓库总经理，他是在公司干了7年的老人了，协助在全美开辟了不少其他设施。他甚至参与过无线电波背心的测试工作，仓库中有负责搬运大件货物的“驱动单元”机器人，当工人不得不走进它们的路径时，身上的背心可以让这些完全自动化的“同事”留神。有一次，桑顿仓库举办了一场大型开放日活动，在讲解过程中，这位总经理称：“我们的关键任务，就是以最快速度和最高物流性价比的方式将产品送到顾客手中。”

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随着新冠肺炎防控封锁措施落地，和全美各地的情况一样，桑顿仓库业务总量攀升。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觉得只有待在家中线上购物，才能保障安全，订单于是陡增，达到节假日水平。赫克托上班刚满9个月，而当初一起参加入职培训的20个人里也只剩下他了——其他人要么没法适应工作节奏，要么受了工伤，要么受伤后用完了请假理由，然后被裁。现在，订单剧增带来的压力，加上疫情下对仓库内近距离接触的担忧，让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工人数量在减少，留下的人就得承担更多压力。公司要求赫克托加班——每周干5天，每天12小时。工作时间变长了，休息天数又少了，赫克托的肌腱炎越发严重起来。

他得知了跟他接触密切、每天共事的工友的境况——公司什么也没说，是从其他工友那听来的。从某一天开始，那个40多岁的同事就没再来上班，赫克托还以为他跟那些离职员工一样，毕竟太多人就这么走掉了。但之后有人说，这个同事其实感染了病毒，并且病得很严重。赫克托把这些话都告诉了妻子，劳拉很担心家人的健康会因此受到威胁，尤其担心她那年迈的母亲，老人家和他们住在一起，常年受到肺阻塞的折磨。于是，劳拉让丈夫搬去地下室。地下室没怎么装修，不过他们给赫克托放了一张床，配备了小冰箱、微波炉，还有咖啡机。要用卫生间，他就得偷偷摸摸上楼。

让劳拉恼火的是，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弄清楚的，公司什么都没通知赫克托。公司也没有告知如何应对传染风险。也没有能咨询的公共服务热线。劳拉尝试在网上查找公司应对这一状况的指示，唯一能找到的，只有公司网页上吹嘘的作为一家企业为应对新冠危机所做的各项事迹。“他们可能真的做了不少，”她说，但是公司“一路走来每一步都靠员工获利，却没有给予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应有的保护”。

她不由得有些后悔，当初不应催促赫克托赶紧去那里上班。“他们自称是一家科技公司，可实际上就是个血汗工厂，”劳拉说，“这家公司掌控了我们的经济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