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劝郁达夫不要搬家去杭州，理由之一，就是湖光山色最消磨人的志气。江南风光，是柔性的美。唐代韦庄就已经说了：“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真是埋杀人的温柔乡。

住在江南的人，真的没有志气吗？我们知道，至少在吴越时期，绝对不是的。断发文身，江河上来去如风的原住民们，好斗善战，集坚忍与狡猾于一身，和中原地区相比，是典型的野蛮人。既尚武，冶金工业又发达，传说中的名剑鱼肠、湛卢、干将、莫邪，都出在吴越。

从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把头颅高悬国门，化身钱塘江的怒潮，年复一年银盔白甲，来访故国，一直到明末江南惨烈的抗清斗争。江南的骨气，就像烟雨桃花渲染中的山水，清是清，秀是秀，走近去，伸出手，才知下面是凛然不可摧的岩石，才知这一掬春水，也是会溺死来犯者的。

但，江南毕竟又太安逸，怀有雄心壮志或深仇大恨的人，会渐渐地爱上且珍惜着这里的和平，觉得战斗是件太残酷的事情。长江一道天险，又麻痹了多少王朝的警惕心。历来都说此处虎踞龙盘，有王气升腾，然而，都城建立在这里的朝代，都很短命。

江南人，只在受到欺侮，美满生活被外力野蛮打破时，才会奋起而反击，爆发出令人惊叹的义烈和刚勇，不愧对祖先的英灵——在此之前，他们多半是文雅、快乐的和平主义者。

南归后的辛弃疾，带着北方人的直率，背负北地父老的目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他心里的急切、他的壮志，在江南的花朝月夜里，遇上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阻碍。

自1162年率义军投奔南宋后，他被任命为江阴签判，此后多年都是官微言轻的小官，很不受重视。正值张浚北伐失利，满朝文武胆战心惊，他写《御戎十论》，呈送朝廷，分析宋金形势和军事利害，皇帝不置可否。到宰相虞允文筹备北伐时，他再献《九议》，讨论对敌战争的具体策略，还是未被采纳。

那些策论，今天回顾起来，才看得出辛弃疾的深谋远虑：预言金国必内乱而衰败，可以加强策反和间谍战；做持久战准备；在两淮屯田，训练民兵武装，加强边境的国防能力；减免国内税赋，给民生以休息；出兵山东而攻河朔；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收复中原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事业，请皇帝不要只把它当成家事，士大夫不要计较私利……

可惜，当权者置若罔闻，一次次北伐策划半途而废。为什么？一是朝廷对北伐将士的不信任；二是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互相掣肘；三是皇室的私心，官僚们的暗斗；四是决策层的多谋少断，宋代以文臣执掌武事，通常缺乏军事素质，武将人才凋零，文武又长年不相得。桩桩件件，错综复杂，任你英雄好汉，也似进了盘丝洞，被绊得鼻青脸肿，寸步难行。

在扑灭了向金国私贩耕牛与马匹的茶商军后，朝廷才给了辛弃疾实权，安排他做知州兼诸路安抚使等职务，管理一路军政。

他立刻做出了成绩。在湖南建立飞虎军，军队素质为沿江最高，此后30年内，这支军队的实力被金人深深忌惮。在隆兴知府任上，顺利解决了当地的饥荒……但他换来的是短短两年里被调动四五次，江浙两湖跑了个遍，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也算折腾人的了。这是传统上宋朝廷对大臣的约束，不使久留其位，也就防止了他们积累实力，做出不利于朝廷的事。辛弃疾是太能干了，所以被调动得特别勤。后来，干脆给他罢官了，表面上是因为各种理由的弹劾，其实，还是逃不过那些明枪暗箭。

40岁到50岁，一个男人阅历与智慧的最高峰，辛弃疾却在江西上饶闲居十年之久。好容易再被起用，很快又被赶回家。生涯基本上就遵循这个规律：形势紧急了，辛弃疾呼之即来，挽袖子干活；稍为安定了，就把他踢回老家待着——换作其他人，早就不干了，可辛弃疾不，他也不爽，也疲惫，但不赌气、不泄气，给一分机会就做到底。辛弃疾的眼里，有一个永远而坚定的目标；他的手中，有无数亟待完成的事务。

1206年5月，辛弃疾度过67岁生日的时候，南宋正式对金国开战，被打得落花流水。朝廷又想起了辛弃疾，连番急召，官至兵部侍郎。这一次，轮到辛弃疾不干了。不仅因为体力不支，还因为他已经看到，这一场闹哄哄的戏，残局已定，无法收拾。他自个儿回家了，回家后身体立刻垮了，次年就病逝了。

还记得那年，他再次被皇帝召见，有望被委以军国重任。已经80岁的陆游写长诗送行，感叹道：“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嘱他不要计较小人们的排挤，一心为民族作战。

大材小用，管仲、萧何一样的才华，就这样被浪费了。可没有人能够庸俗地以成败论他，他的人生，从来就没有虚度。

（本文节选自《大宋河山可骑驴》，王这么 著，读客文化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