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年前的一个冬天，军用卡车拉着我们这些新兵，从兵站到营房，穿过了大雪飘扬的城市。至今仍然记得，在那飘雪的世界里，还有阳光，似乎是雪花照亮了阳光，又似乎是阳光编织着雪花。进入营房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新兵排宿舍门后的火炉，宽而且高。每晚熄灯前，灶台周围铁丝架上便挂满了新兵们的衣服和鞋子。一轮皎月挂在窗外的树枝上，不时有干部或老兵踏着薄冰在门外走动，蹑手蹑脚地开门进来，挨个查铺，帮大家掖好被角，又到窗前查看通风口，加几块煤，捅捅火，火苗往上蹿了几蹿，立刻，雪白的墙壁就被映出一片闪烁的橘红色，静谧的房间里就重新弥漫起夹着汗湿味的温暖。

这就是军营生活在我脑海里植入的第一缕诗意，或许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一脚踏进了一个与此前经历的乡村生活迥然不同的世界，徜徉在一个橘红色的天地里。

营房在一座古城的北郊，西边是一个被废弃的飞机场，也是我们炮兵的训练场地。常常是在一天的训练结束后，面向落日黄昏，在营房西边向西眺望，思想的目光越过太行山，越过秦岭，仿佛那里就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种雄浑辽阔的意境在我的生命中构成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夜阑卧听风吹雨，金戈铁马入梦来。

现在，我有理由说，那座军营就是我的故乡，不是人们常说的第二故乡，尽管它不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但它依然是我的第一故乡，我的精神家园和文学故乡。

从军二十四年后，1992年，我写了一部小说《弹道无痕》，被改编拍摄为同名电影后获了一些大奖。最令我感动的还是片头：一轮巍峨的太阳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红彤彤的光辉弥漫了整个画面——这正是我心里储存了多年的色彩啊！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把那些场景同新兵时期的那团炉火结合起来，脑子里倒是若隐若现地晃动过几位战友的影子。影片里出现的并且是贯穿始终的火红的基调，只能理解是本人记忆中的诗意潜伏在小说文字里、传递给再度创作者了。

飞雪，炉火，大漠，孤烟，辽阔，雄浑，这可能就是我的心理文化结构的基本框架。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应该经历一些难忘的事情，甚至应该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一些传奇的经历。

幸运的是，就是从那座军营出发，我参加了战争。说幸运，是因为战争让我有了传奇的经历，有了与众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四十多年前那场边境局部战争中，我们连队被授予“炮兵英雄连”的称号，我本人在第一场战斗中就立了三等功，从而在我的心理文化结构中，又增加了一抹新的颜色——英雄理想。

二

如果说新兵生活是我的文学童年，那么一段准军官生活则让我迈入了文学的青年时代。参军的第三年春天，我考入原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成为炮兵阵地指挥专业的一名学员。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有些课程直接影响了我创作方向，譬如军事地形学和决定射击诸元，这两门课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互相支撑。

在超负荷高强度的训练之余，我的文学梦并没有被击垮，相反更加执着了。我从大队图书室里借了一本《茅盾论创作》，并尝试着写诗、写小说。我由现实生活空间进入到虚拟的空间，乐此不疲，那段生活，是我文学故乡的一个重要驿站。

离开教导大队十八年后，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仰角》，这样描述那段生活记忆：火炮一字摆开，指挥员手中的令旗一挥，严阵以待的炮手潮水般地涌向炮位，阵地上飞沙走石，十几门炮管直指苍穹，让人感受到力量与阳刚之美、协调与青春之美，巍峨雄浑的感觉在心田荡漾。

《仰角》的主题意蕴是写一群准军官的精神成长，作品里面有个刻板而敬业的教员，就是他发现了“四十五度人格论”，火炮仰角为四十五度时，射程最远。他在教学中，以品德为纵坐标，以才能为横坐标，划分了四个象限，让学员们在这四个象限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不客气地说，“四十五度人格论”是我的得意之笔，而它居然来自于军事常识。

三

阅读是一个人眺望世界和未来的窗口，阅读让我们的视野走出了曾经栖身的生活家园，而获得更为辽阔的精神故乡。回顾我的阅读史，早期蜻蜓点水般读过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名著，构成了我文学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还有一些虽然不算名著，但是因为契合了我内心的需求，因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3年春天，在武汉大街上，我买到了一本杂志，里面有一篇小说《蝮蛇》：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前苏联红军一个骑兵连长，在一片废墟里发现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后来就留在了骑兵连，成为连长的通信员。一次战斗之后，连长窥见了一个秘密，在一片树林里，蓝色的月光下，那个泼水洗澡的通信员，原来是个女子。然后，他们秘密地相爱了。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连长中弹牺牲，通信员接过爱人手中的军旗，高喊一声：“现在，我就是连长，我在前面，全连跟上，向法西斯复仇，冲啊！”

然而，这个神奇的骑兵连女战士，在战争结束后，她被分配到办公室当秘书，可是她穿上裙子走不好路，说话大声大气，领导批评几句，她就与领导发生冲突；邻居妇女经常在背后非议她品行不端，而一旦她穿着睡衣、叼着烟卷出现在盥洗室的门口，她们又都噤若寒蝉；最终，这个被战争改变命运的女英雄自杀了……

这部作品影响了我四十年，刷新了我对战争、英雄、人性、命运的认知，并且在我的思维世界里长期发酵。1984年夏天到1985年夏天，我作为侦察大队一名排长参加南方边境轮战，潜伏在潮湿阴暗的密林里，眼前总是浮现那片蓝色的月光，晃动着骑兵连战士的身影，那个作品里面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唤起了我无穷的想象，我入情入境地构思他们后来的故事。一年多的时间内，在骑线点哨所小屋的煤油灯下，我写了《征服》《走出密林》《大路朝天》等作品，并因此在几年后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今天说起来，在我文学故乡的百花园里，这部作品应该是一棵常青树，尽管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

四

所谓文学故乡，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域概念，说到底，我的文学故乡的本质是军营文化。前几年，三大条令试行版下发了，我第一时间拿到一套，有时间就看，看得浮想联翩。三大条令就是军营文化的酵母，军营生活表现的诗意，军事文学创作的美感，很多都同三大条令有关。我的中篇小说《红霞飞》就是从《纪律条令》的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中得到的启发，从“借门板要还”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洗澡避女性”到“不许调戏妇女”，给了我很多灵感。

从小说创作的立场出发，我认为在三大条令中，最有文学性、最能体现军营生活诗意的是《内务条令》，从行为举止到衣食住行都有规定，关于发型、着装、礼节、仪式等等规定，都存在着可能的诗意。譬如说，《内务条令》试行版第八十四条规定，“军人不得在非雨雪天气打伞，打伞时应当使用黑色雨伞，通常左手持伞。”我在读这条规定的时候，脑海里至少想起了两把伞，一是戴望舒《雨巷》里的油纸伞，二是余光中《听听那冷雨》里面的千伞万伞。金戈铁马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假如一群左手举着黑伞的人同时出现在某时某处，你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一群军人，那群军人的背后一定有故事。如果他们出征是为了参加抗洪抢险或者抗震救灾，出门的时候有三十把黑伞，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二十七把伞，你不用打听，想象在那浊浪滔天的抗洪战场上发生了什么，那可能就是一部好的军事文学作品。

军营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实体，就是教材。我在《仰角》里面虚构了“四十五度人格论”的情节，灵感就来自于《炮兵射击原理》。而我在众多的作品中貌似游刃有余的战术和地形运用的描写，则来自于四十年前学过的《军事地形学》，我在描写一场战斗的时候，往往一边写一边标图，故事发展的过程中，那些虚构中的山川、河流、树林和桥梁，以及活跃在那里的人物，就会历历在目，记忆深处的诗意会在创作的过程中牵引我的思绪，拉着我的笔尖飞快地前行。

回到文学故乡，每一块泥土都是熟悉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向远方。

作者：徐贵祥（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编辑：施薇

策划：王雪瑛

责任编辑：邢晓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