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是一部以山东济宁为经验个例、士绅活动为主线展开的城市史个案研究著作。有别于以往的明清史研究关注点集中在江南地区的情况，本书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因大运河兴起而繁荣的北方城市山东济宁，并注重将江南地区与济宁进行对比。济宁士绅在对城市的塑造过程中，展现了地方力量与国家权力的精彩博弈，也通过与“商”这个阶级的紧密联系，呈现出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城市繁荣的商业贸易和城市化生活。本书丰富了读者对明清历史认知的面向，也为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补充。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孙竞昊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商品化城市生活

城市旅游业需要服务业，并刺激着消费主义。在济宁，观光旅游与商业娱乐密切相关。郑与侨描绘了从南城墙上的太白楼望去的热闹景象：

高踞城颠，下临运道，千帆上下，一一自檐槛间去。东望大泽，如几案间物。西眺平湖，镜光遥展。湖外诸山，岩岫参差。峰峦近远……古南池，乃少陵趋庭时偶憩之所在。南城东便门外，负城面漕……前为坊，进为广庭之间，再进为桥……池之南岸，以垣界之。垣外皆妓女居停，多丝竹音。遵岸西行，直达广庭。庭宏厂，内外环列名人碑碣。浏览之余，官舫漕艘，来与目会。漕河对岸，毂击骑联，应接不暇。回卧员亭下，天风习习，荷香尽扑鼻矣。

郑与侨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景点、诗文意蕴、交通网络、商业以及娱乐场所。一些风景、宗教或文化地点都带有商业印记。济宁“八景”之一的王母阁，是济宁城第三大庙会的场地。城市和郊区的商业化都市环境为当地民众与游客提供了舒适的设施和膳宿，也为城市的文艺和文化的社交提供了场地。

繁华的商品化环境

济宁发达的商业化设施与条件包括专门店铺、市场、贸易场所、庙会等。在新近城市化的郊区，茶馆、餐馆、船舶租赁铺、游船公司、戏院、理发店、洗衣房、旅馆、酒店、当铺和专营水果、食油、眼镜、钟表生意的店铺，鳞次栉比。济宁居民热衷于时尚，这些业务迎合了他们的喜好。高级公共娱乐场所包括酒肆、浴室、鸦片馆、珠宝店、香料店、化妆品店，不少兼具零售和批发业务。公共娱乐场所有唱歌、戏法、杂技、说书、占卜等活动，艺人们在城墙内外的舞台表演，或沿街头巷尾卖艺。妓院是运河沿岸城镇中的一大“景观”，尤其是在济宁。娼妓主要来自周边地区，而高级艺妓则来自南方。

流行的娱乐生活与文人雅士的追求有所重合，比如饮茶。济宁是南方所产茶叶最大的全国集散中心之一，饮茶在济宁人的日常生活中尤为流行。茶馆集中在南部城墙和运河之间，以及附近的运河闸口。既有大小不一的茶楼出售茶水并提供社交场所，还有开设在戏园、餐馆和旅店中的茶室。有些是提供给专门的顾客的。渔民、脚夫、苦力、小贩、商人、掮客、牙商、文吏、衙役、讼师、说客，以及棋手、民间艺人、戏迷或票友，乃至文人都有他们喜欢的茶馆，所以这些茶馆成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也成为济宁以市场繁荣为基础的城市流行休闲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浓厚的茶文化氛围使济宁赢得了另一个别号——“小北京”，众所周知，北京的茶馆文化闻名遐迩。

商品世界里的俗文化与雅文化

历史文献显示，济宁拥有与江南城市相似的活跃城市文化。运河运输和交通、交流将北方和南方流行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并将它们融合到济宁的特定展示形式中。

济宁是一个闻名遐迩的戏曲和曲艺中心，其沿运河的位置意味着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表演风格会在这里相遇并有所融合。观众包括当地人和外来游客，运河上的流动人口也喜欢看表演。济宁城里所谓“土山”，是清代到民国初期通俗文艺表演的首选地。土山不是一座真正的山丘，而是一座略呈圆形的阶地，源于隋代开挖旧运河遗留下来的两个土丘，南北宽150米，东西长300米，位于城东南角外，南城墙与运河之间。舞台大部分都是用竹竿、冷杉木板和芦苇垫搭成的，这种设置是民间表演的典型场所。书摊、食品摊、礼品摊、药店、茶馆、餐馆围绕在表演场地四周。这里提供的娱乐活动包括戏曲、评书、歌曲、杂技、武术、木偶戏和游戏。一篇回忆文章中作者讲到，在1920年代孩提时与父母一起造访土山，这是父母亲对他的奖励，他被允许在那里玩游戏、观看节目、吃零食。

高档的剧院位于城市的主要商业街道上，京剧的表演在晚清时期占主导地位。巨大的观众市场吸引了许多著名的演员和剧团，还有优秀的当地演员和剧团到济宁演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1927年，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济宁籍的潘复邀请了多位京剧名角前来为其父潘守廉祝寿，此一盛事是济宁近现代文化和政治声誉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

流行文化不仅在济宁，而且在其附近的城镇也非常繁荣。如安居镇既有富丽堂皇的剧场，也有供戏曲和说唱表演的简易舞台。20世纪初期，傀儡戏很流行，其以廉价的入场费赢得了广大观众。此外，许多小剧团和个体艺人游走运河，以民谣歌唱、说书、杂技、插科打诨等民间文艺形式为当地及流动的人口提供文娱服务。这些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文化包括精英关心的自我修养及其对大众道德素质的关切。士绅不仅渴望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城市的商业化发展也提升了他们的高雅文化追求。私人藏书楼与园艺文化一同出现。一些富裕的士绅学者从经销商那里购买并收集稀有书籍和艺术品，就像他们的江南同侪那样。例如，在晚明和清代，这些文人消遣包含了关于汉代碑刻的鉴赏，《（乾隆）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汉碑之存于今者，可屈指计。而济州之存者，有五。”每部济宁地方志中的当地文人的传记都涉及关于汉代碑刻的知识和收藏。财富在获取文化收藏品的过程中是多多益善的。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中华帝国晚期的士绅学者显然并未与改变了济宁文化的商业活动相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