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暑假到成都附近社会实习，在这里，她认识了40多岁的杜二嫂——一个以加工生丝、售卖丝绸谋生的底层农民家庭的主妇。次年，她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半个多世纪后，杨树因的论文被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发现，如获至宝，由此打开了一个通向微观历史世界的学术大门，至而“发掘”出大量充满浓厚民间地气的历史信息，并出版了《街头文化》《茶馆》《袍哥》《走进中国城市内部》《消失的古城》《那间街角的茶铺》等多部地气满满、脍炙人口的微观历史著作。

多年来，王笛一头扎进社会最底层，从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会、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宗教信仰、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多种维度，仔细打捞沉淀在民间的历史碎片，逐渐还原诸多历史细节。《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下卷“家、群体和法律”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上卷更倾向于底层社会个体，下层则由底层个体逐渐向家庭、族群以及更大社会活动面发展，这也折射出王笛的历史研究视角，即历史不是少数个人的独角戏，同时也是下里巴人的叙事。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王 笛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历史有时就是一开始的不经意，结果被大家仿而效之，久而久之便形成习俗沉淀下来。王笛经过梳理发现，今天国人对红木家具的膜拜，可能源自郑和下西洋返航用来压舱的红木。作为权力施加的对象，权力的一举一动，有时会成为下里巴人争相效仿的风向标。轿子原本是官员身份的象征，然而“先富起来”的商人纷纷模仿，终究遍地开花。“1916年，成都有490多家轿行，如果按每家10乘轿子算，总数也接近5000。”抬轿子的虽是下里巴人，但他们创造出“把乘客抬到屋檐一样高”让人惊恐的“拱杆”方式取乐，这无异于以肢体语言对双肩压力的一种戏谑式反叛。

王笛的写作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每一章前会提出一系列读者可能关心的问题，每章结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梳理再总结，这种有始有终的写作方式常常能给读者以醍醐灌顶之感。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农业经济中心位于北方，后来之所以向南快速发展，王笛指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大量引进的作物，更适应雨水充沛的南方；二是受北方边疆屡遭侵犯，百姓不得不一再南迁；三是唐代以后南方水利系统逐渐完善，困扰南方的水患问题得到较大程度解决。

农业离不开水，这也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这一问题，官府的解决方式有时简单得近乎残忍：“几百年前，山西的农民经常为水争斗。天越旱，斗得越厉害。后来官府以调解纠纷为由，在潭边支起一口滚沸的油锅，放入10枚铜钱，根据双方从锅中取出铜钱的数量，确定双方的分水量。”从散落在民间的一些地名，依然可以发现这样的历史脉络。

人口迁徙是中华文化交融的重要成因。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安史之乱、永嘉之乱、靖康之乱）无一例外均因战乱。人口迁徙痕迹很容易从家谱中找到，比如湖广填四川后，许多移民自认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查阅广东一些家谱和地方志，也可以看到许多族谱记载着其祖先是从南雄珠玑迁来的。

迁徙本身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底层民众只能像成都的杜二嫂那样，在哪怕逼仄的空间里，也不放过一丝生存的希望。而“城市生活的繁荣依靠手艺人、小贩和商人”。川滇军阀在成都混战时，一旦战火稍有间竭，街头最早出现的必是小贩的叫卖声。商人的智慧总是超乎想象，“19世纪一位外国人在广州时，看到街道上门窗都是敞开的，屋檐都伸出一截。他同时比较了当时巴黎和广州的街道：在广州的街道上，商贩们本着对顾客充分信任的原则，将商品摆出来给顾客看，让顾客随便挑选，顾客们享受着充分选择的自由；而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商店里，这是不太可能的”。遗憾的是，这样的商业精神并未能因势利导，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会率先成为民营企业的天堂？王笛从历史中觅得一些蛛丝马迹：“清代宁波城市居民中，有五分之四是劳动者和商人，其余五分之一为知识阶层；到了20世纪初，城区内30万人中，60%从事商业……可见，商业人口在城市市民中占比之大。”

传统习俗往往蕴含生存的智慧。民国有“正不娶，腊不订”的风俗。因为正月走亲访友很忙，而腊月里忙着准备春节，娶亲订婚这样的仪式只能在农闲时举行。然而同样出于现实需要，这些风俗早就改弦更张，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平时工作忙难以请假，反倒选择春节回家结婚，至于繁琐的“订婚”风俗则早就送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透过王笛教授的文字，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既有山川大海，也有纵横阡陌，大人物的叙事无以取代下里巴人的命运悲欢。相较于上层社会经常遭遇的血雨腥风，底层社会的变化则要漫长得多，也细微得多，有的历经岁月淘洗，跨越时空，最终沉淀为公众喜闻乐见的习俗。从这层意义上讲，习俗又何异于一部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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