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识分子曾被世人视为效仿的楷模，然而，从左拉时代的知识分子到当下的维勒贝克之流，历经了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主义、种族冲突等层层冲击后，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看到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断衰落和“伟大”的终结。桑德细致梳理了法国“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及其结构，并借助伏尔泰、卢梭、托克维尔等代表人物剖析这一群体的本质。在社会科学领域不断细分，信息碎片化、知识浅薄化、娱乐至上等当代背景下，“法国知识分子已死？知识分子精神已亡？”这是桑德面向现代社会的两大叩问。

《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 著

樊艳梅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法国“风流名士”对我的影响

我写了这样一本小书，但我并不确定是否真的解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两个谜团：法国的特殊性以及“伟大”知识分子的消亡（抑或没有）。不过，很久以来我一直都在钻研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必要为法国的所有读者重新梳理一下我片段式的思考，目前为止，我的这些思考主要是以英语和希伯来语发表的。在接下来的书页中，我的目的不是书写法国知识分子的完整历史，因为相关的研究已经够多了，其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我只想集中研究从这一独特又短暂的历史中挑选出来的某些时期和某些话语。

任何写作都在其最深处隐藏了一些可以勾勒作家自画像的符号，尤其是书写知识分子的叙事，肯定具有自传性。所以，在本书的讨论中，如果出现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评论，请不要惊讶。这些评论或是有意识的，或是不自觉地隐藏在所谓的“科学”定义之后——这很容易理解。虽然我在呈现事物的时候力求能用一种“冷静的”语调，但我的评论依然表现了我在面对某些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相关的内容时不自在的感受。

在正式开始前，我要先坦白一些事！我现在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但我想要成为“知识分子”的愿望由来已久：我在年轻时就梦想过这件事。更准确地说，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很早就打定主意要成为作家；换言之，我想写故事。在我成长的家庭里，父母小学都没有毕业，他们几乎不会写字。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喜欢读书，尤其是我的父亲常常满怀敬意地摩挲他所珍藏的几本书。他对书写的字词有一种崇敬之情，或许这是一种迟来的回声——他是东欧一个犹太人家的孩子。我的父亲也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起列宁的格言：“学习，学习，再学习！”所以大家可以明白，我曾经为何厌恶学习、憎恨学校。我16岁的时候曾从高中退学。事实是，我对阅读的热爱妨碍了我在家里做作业。在学校里也一样，我常常在上课时偷偷看书，以致老师不止一次把我赶出教室。我当时阅读的文学作品精彩而丰富，几乎都是翻译过来的：有经典作品——杰克·伦敦、维克多·雨果和查尔斯·狄更斯，也有侦探小说——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乔治·西默农。白天的这些阅读以及夜里做的梦让我能暂时逃离小小的雅法城中凄惨的移民街区，快乐地去往神奇的国度。

有一本书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我小时候构建的天真的作家形象替换为之后岁月中我所崇敬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就是几年后我读到的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本著名的小说《名士风流》。这本书1954年出版，50年代末被译成希伯来语。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读了这本书，但我不记得准确是在哪一年。然而我对书中非同寻常的人物保留着清晰的记忆，他们在文学写作、新闻工作与政治行动等各种活动中不断变化。他们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丰富了我缺乏诗意的想象。以写作为生的人物所散发出的那种浪漫的轻盈感让我折服，他们在“光明之城”这样一个快乐的地方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理想化知识分子介入行为同样让我折服。

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年纪尚轻的手工劳动者，在一家生产收音机设备的工厂上班，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能够以写作为生同时继续被左派工人阶级爱戴，这是遥不可及的梦。多亏了或者说正因为当时我身上附庸风雅的倾向，我将自己想象成巴黎的“风流名士”，我羡慕他们，憧憬他们，渴望与他们变得一样。因此，我努力使自己与周边的人、与所住的贫苦街区变得不同。我写诗来宣泄自己精神的苦闷，所幸，这些诗歌从未公开发表。

许多年后，我重读这本小说时却不断感到惊讶，从前的自己竟然会痴迷于如此扁平的人物、如此不可信的争辩与论战。后来，比起《名士风流》中“进步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不断自我追问、以反派形象呈现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或者托马斯·曼《魔山》中经常出现的保守知识分子的力量。虽然在我眼中《名士风流》作者的文学之光很早就暗淡了，但是在许多年里我依然继续欣赏“罗贝尔·迪布勒伊”（让-保罗·萨特）和“亨利·佩隆”（阿尔贝·加缪）这两位最耀眼的“风流名士”，当然还有“安娜·迪布勒伊”（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