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既是主题出版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学先锋精神的一种延续，始终向前走，始终探索某种新鲜的东西。悬疑的外壳之下，小说以大胆的艺术创新，为红色题材书写提供了具有感染力的样本。”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说。作家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前不久获第十六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9日线上举行的研讨会上，评论界专家指出，这是新时代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在主题性与艺术性两方面实现有机融合、取得重要突破的力作。

上市不到一年，加印八次，发行十万余册，登上各大文学榜单，达成多语种输出意向，延伸发酵的关于“忠诚、信仰、牺牲”的讨论在微博、B站、豆瓣等平台成为热门话题，影视戏剧改编正在推进——《千里江山图》可谓现象级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孙甘露调动多年文学经验，创新主题小说的叙事范式，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以忠诚与信仰、勇毅与牺牲，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

“这部在新时代书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作品，继承了红色经典传统，又探索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创造与转化。”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表示，这对于我们如何在新时代文学中书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如何有力地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在不断发展的小说脉络中取得新的艺术突破都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考据融入谍战节奏，在文学版图点亮上海红色坐标

《千里江山图》正文34章，全书24万字，数十个人物穿行其中，多线叙事齐头并进，将“千里江山”的宏阔时代与“万家灯火”的微观生活相结合，将彰显信仰之重与小说书写之轻盈相交织。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认为，作品可读性强，是新时代文学当之无愧的精品，同时也是新时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的成功实践。

为了让细节更具说服力，孙甘露广泛搜集中共党史早期史料，深度挖掘龙华革命烈士生平事迹，查阅参考了当时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风俗志等档案材料。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建构出令人身临其境的空间感。中国作协副主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说，小说在历史考据方面下了极大工夫，但又不是对1930年代上海的完全复现，是一种精确和自由的虚实结合。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看来，小说刷新了读者对革命故事的想象，在文学版图里点亮了上海的红色坐标。“进入小说有很多钥匙，叙事里呈现了两个上海在流动——日常的都市上海，红色的血脉上海，互为水乳，惊心动魄。”

“孙甘露非常熟悉上海，也因熟悉，有时候会发现这座城市里还有令人亲切的陌生。在熟悉和陌生之间，有了特别的张力。”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打了个比方——小说家有两种身份，正如间谍一样，探索着城市的隐秘。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欧阳江河用诗句形容——孙甘露就像闯进历史现场、走街串巷的邮递员，在上海的街道重新投递出一封封来自过去的信。《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认为，《千里江山图》进行的知识考古形成了一部“上海风物志”。

“引而不发、含而不露的写法，使得作品始终充满悬疑气氛与紧张节奏，也更为充分地写出地下斗争的命悬一线和我党地下革命者的忘生赴死。”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认为，《千里江山图》所反映的寻找中央领导机关浩瀚同志并把他“安全地送到瑞金”的“千里江山图”计划与行动，是历史本有的；但作品着力表现的并不在于事件最终结果，而是实施过程，自然而然地转入到谍战与探案相交织的故事叙述，亦虚亦实。在评论家胡平看来，小说中悬念设置体现了作家的嗅觉和想象力，不止于“烧脑”，保持着现实生活的质感、日常叙事的气质，丰富了悬疑、谍战小说的面向。

“阅读革命历史题材是我们这代人文学经历、人生经历中的DNA。如何让革命的先锋性获得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是这代写作者责无旁贷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说。

“尽管到了这个年纪，学习的念头和能力还在，我愿意成为初学者。”搁笔多年，孙甘露坦言，他将《千里江山图》置于近百年中国社会转型和革命历史背景之下，小说中人物观念精神的交锋，是作为写作者真正关心的。

人物塑造跳出脸谱化，写出革命者的本质就是创造奇迹

无论是足智多谋、文武双全的共产党特派员陈千里、对人和事有直觉判断力的女作家凌汶，还是老谋深算的中央特务总部副主任叶启年、打入共党秘密组织的王牌特务“西施”等，正反两方人物都没有脸谱化，体现了人性复杂和变化多端。在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眼中，《千里江山图》的高级在于，所有人物的语言动作情节都符合原来设定的格局，“既有强烈的写实色彩，同时在叙事上具有现代主义表达方式的创作方法，难能可贵。”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认为，哪怕是小说中刻画的小人物，“看似可有可无，回头去看都有关键作用。”

在晦暗未明的年代，磕磕绊绊的普通人为何决定成长为革命者？小说捕捉了从日常经验中迈入那些决定性的时刻。

“但并未止步于真实呈现一个闯出绝境的故事，而是要通过绝境写出革命者的本质就是创造奇迹——十来位忠诚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尽管所有行动都处在敌人高度监视的状态下，身边还暗藏着潜伏的内奸，但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是革命创造的奇迹，是信仰激活了人民内心睡的火山而喷发出的岩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评价，孙甘露以先锋意识回望大革命年代的危亡时刻，将信仰的精神力量与物质的逻辑力量精心编织在一起。

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雯梳理认为，小说体现了四组辩证关系——明与暗、静与动、理智与情感、必然性与偶然性，“这部小说经得起读者和评论者的反复开掘，也面向未来的读者读出新意。”

“《千里江山图》在艺术风格上显露了重大变化，是对写实主义的一次致敬和回归。这与它涉及的特定题材有关，但本质上来自作者在先锋之后漫长岁月中的自我蜕变的潜意识冲动。在整个写作准备和实施阶段，他始终在道阻且长的历史通道中徘徊踯躅，在那个中国社会的至暗时刻和焦灼乱世中躬身入局，从而获得亲历感和认同感，描绘出一批热血青年高举理想的旗帜，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雄形象。”评论家王纪人如是形容——地下工作者为了一个重大目标而作出巨大牺牲乃至捐躯，却往往藉藉无名。从这个角度观之，《千里江山图》是用盎然诗意为他们建造的一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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