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后的人质：被劫掠的艺术品和第三帝国的幽灵》

[美]林美 著

吴新婷 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德国政府从希特勒的主要艺术品经销商——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之子科尔内留斯的公寓中查抄了约1300件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出自乔治·格罗斯、亨利·马蒂斯、克劳德·莫奈等大师之手。以格罗斯、希特勒和希尔德布兰特这三个与第三帝国艺术界息息相关的人物为中心，美国艺术记者林美揭示了不为人知的纳粹劫掠艺术品罪行。

1933年，希特勒掌权时对士气低落的国民许诺，他将建立一个经过净化的德意志帝国，清除所谓的“堕落”艺术的影响，并重用他认为体现了“雅利安理想”的艺术家。创作了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作品的艺术家纷纷逃出国门，策展人和艺术品经销商则趁机为希特勒的艺术梦想和本人的荣华富贵大肆掠夺。数以千计的杰作销声匿迹，直至今日，纳粹受害者仍然未能找回其家族遗失已久的艺术品，它们沦落为“希特勒最后的人质”。

>>内文选读

2013年11月6日，周三，凌晨4点前后，我正在曼哈顿一家酒店睡觉，忽然被一部我用来为《华尔街日报》工作的手机吵醒。头天晚上，我在佳士得报道一年一度的印象派和现代艺术拍卖会——这个拍卖会上收录了一些艺术家作品，我已经逐渐习惯于从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些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在报道世界上规模最大、合法却又不受监管的行业新闻时，这是一种冷静客观却又至关重要的平衡。那天晚上，佳士得以549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一幅文森特·梵高的纸上（纸本）作品。

电话中，一位驻欧洲编辑让我立即返回柏林。他说，这事比纽约11月拍卖周更重大。要知道，纽约11月的拍卖周可是全球艺术市场每年最赚钱的时刻。

“这事”到底是什么？我昏昏沉沉地问。虽然我是报道欧洲艺术的首席记者，编辑们此前却让我在那周专注于纽约的涉欧事宜，而不是欧洲本土事件。现在，我的编辑告诉我，德国《焦点》周刊——该刊相当于美国《新闻周刊》和《人物》杂志在德国的混合体——刚刚揭露，一位名叫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八旬隐士，在其位于慕尼黑的小公寓中藏匿了约1200件艺术品，而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我刚刚还在佳士得报道过。

《焦点》周刊说，科尔内留斯从其父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那里继承了这些藏品，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是为元首博物馆工作的主要艺术品经销商之一。阿道夫·希特勒计划建造这个博物馆来收藏纳粹认可的艺术杰作，其中很多乃从遭元首迫害者以及从欧洲各地博物馆劫掠而来。2012年初，德国政府官员在进行一项没完没了的税务调查时，没收了这批宝藏。然而，他们对世上存在这么一批宝藏秘而不宣已近两年。

▲1937年，希特勒在第一届大德意志艺术展上发言

如果其中作品都是真迹，那么这些藏品显然价值数千万美元。其创作者包括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巴勃罗·毕加索、埃德加·德加、亨利·马蒂斯、马克斯·利伯曼，以及数十位德国政府拒绝透露姓名的艺术家。德国对这一发现的隐瞒，严重违反了《华盛顿原则》。《华盛顿原则》是一套国际准则，旨在推动将纳粹劫掠的资产归还给希特勒的受害者。1998年，德国签字同意这套非法律约定的准则。

《华尔街日报》让我调查这一事件，在72小时内撰写一篇关于希尔德布兰特和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生平的头版文章。可其中10个小时会耗在路上。在飞机上，我思考着这件事对于德国、艺术界以及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何意义。我在狭窄的经济舱座位上打着瞌睡，准备几个晚上在德国议会对面《华尔街日报》办事处我的办公桌下入眠。我最近刚满26岁，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一项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将会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并未愈合，而且清楚表明德国政府几乎没有准备好处理这个国际范围内的问题。

2013年11月9日，我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古利特家族的头版文章，重点介绍了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他是1940年代在欧洲各地搜刮艺术品的主力成员。我在那篇文章以及之后几个月揭示的内容像电影情节一样离奇，以至于就连曼哈顿见多识广的编辑们对于古利特家族历史都表示震惊，并对德国政府无动于衷的反应表示惊愕。

2012年2月，希尔德布兰特之子科尔内留斯·古利特，一位与世隔绝的老单身汉，在慕尼黑的公寓休息时听到了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几分钟内，德国税务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他的房子。几个月前，科尔内留斯乘坐一列从瑞士出发的高铁时，随身携带了一叠500欧元面值的簇新钞票，共计9000欧元，这引起了税务人员的注意。由于金额不到10000欧元，他并未被要求申报这笔钱（据2007年6月15日开始实施的《（EC）第1889/2005号欧盟条例》，进出欧盟国家的旅客，若随身携带10000欧元或10000欧元以上的现金或同等价值其他货币或容易换成现金之财物，须向海关申报所携带金额，否则现金可能遭受扣押或没收，当事人可能受罚。此规旨在协助欧盟当局取缔洗钱、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

搜查科尔内留斯公寓时，官方惊讶地发现，房子里大约有1200件艺术品，像旧报纸一样堆得到处都是。科尔内留斯曾将一幅马蒂斯描绘一名面色苍白、深色头发女子的肖像画《持扇女子》，胡乱塞进一个放西红柿罐头的板条箱里。他的客厅墙上挂着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这幅充满魅力的画作描绘了日光斑驳的沙滩上两名骑手和他们的马匹。

税务官员没收了所有这些艺术品，却未向国际社会透露其存在。对于犹太人大屠杀期间艺术品劫掠这样敏感的事件，德国公务员无视新闻媒体和公众，不能以诚相待，令人无法视而不见。

从纽约出发的航班到达柏林后，我得知，德国政府税务检察官赖因哈德·内梅茨只在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地方性小城，召开了一次关于古利特家族的新闻发布会，也是唯一一次新闻发布会。而当时，我和其他许多记者尚在途中。他在发布会中辩称，判断这些作品是否窃自博物馆或犹太人，不是他的工作。他的目标只是对它们进行评估，以确保古利特缴纳税款。

这其中很多艺术品可能是从博物馆或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处劫掠而来，对此视而不见是否合乎道德？德国官员们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推诿，称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与此无关。他们语出惊人地指出，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正当的，至于是否合乎道德则无关紧要。这令人想起了许多纳粹纵容者的观点。

这种做法在德国公务员中并非特例，而是规则。

▲堕落艺术展宣传册封面及内页

当我联系包括安格拉·默克尔总理的主要发言人在内的联邦官员时，他们拒绝评论，甚至拒绝名义上回应我所接触过的犹太社会领袖们的忧虑，而是称发现希特勒一名亲信的最大艺术品宝藏，是一项“地方事务”。

这桩丑闻继续发酵，扩散到国际艺术界，因为显而易见，一名来自享有盛誉的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在政府授意下，正在对这些艺术品进行研究。然而，政府并未请她确认它们是不是纳粹劫掠的艺术品，而是出于税务目的，对它们进行鉴定。这证实了精英艺术界中一个经常流传的猜疑，即德国学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后果研究脱节。与其美国或欧洲他国同行相比，脱节尤甚。

在之后15个月里，我报道了德国官员如何继续将没收古利特艺术宝藏一事弄得一团糟。政府始终拒绝公布这些艺术品的高清图像，导致在新闻发布会上拍摄的这些粗劣照片有很大概率不会在国外发布，而且能拍到的艺术品不到藏品总数的1%。这使得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人很难证明古利特藏品确实属于他们。

为了给《华尔街日报》撰写后续头版揭秘文章及一系列短文，我开始采访两个欧洲犹太人后裔家庭，并与之合作。他们瞬间认出了分别属于他们祖先的两幅画作：马蒂斯的《持扇女子》和利伯曼的《海滩上的两个骑手》。

这两个家庭目前都住在曼哈顿。

纳粹从富有的罗森贝格家族偷走了《持扇女子》。这个家族当前的女掌门人伊莱恩年逾八旬，目光坚毅，沉默寡言。她公公是艺术品收藏家和马蒂斯的经销商保罗·罗森贝格。纳粹入侵其家乡后，保罗·罗森贝格在1940年夏逃离了法国。引人注目的是，罗森贝格保存了很多艺术品的购买证据，包括《持扇女子》。战后，他得知，1941年9月，纳粹从他银行保险库中盗取了那幅画和一百多件其他作品。他试图寻找那些作品，却始终徒劳无果，直到1959年去世。

纳粹从托伦家族窃取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语气轻柔的戴维·托伦是犹太人大屠杀和“9·11”事件幸存者。儿时，在最后一轮“儿童转移”行动中，他从波兰逃到了瑞典。他的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戴维和现居伦敦的哥哥彼得是《海滩上的两个骑手》的继承人。在希特勒崛起前，戴维正值少年，热爱骑马，对这幅画仰慕已久，后来它被纳粹窃取。

得知古利特艺术宝藏后，罗森贝格家族和托伦家族立即联系德国官员，并提供了自己的所有权证明。政府却婉言拒绝给予帮助。令人震惊的是，德国法律并未要求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归还劫掠作品：按照该国法律，对于艺术品被希特勒窃取之人来说，诉讼时效在1970年代就已届满。

科尔内留斯甚至态度倨傲地公开宣称，自己不会归还从欧洲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艺术品，还加上一句：“不！永远不！”而即便此时，安格拉·默克尔政府仍然保持沉默，这让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大为恼火。

直到去世，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始终坚称，其父希尔德布兰特在为希特勒工作期间不过是在完成本职工作，而且都是完全合法的工作。然而，2014年春，他意识到自己囤积的艺术品被曝光，这玷污了家族声誉。迫于德国唯一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桩丑闻的政府机构——巴伐利亚州司法部的压力，他同意将《持扇女子》还给罗森贝格家族，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还给托伦家族，尽管法律并未强制他这么做。

2014年5月6日，科尔内留斯的艺术品宝藏被公之于众六个月后，他在慕尼黑自己那所空空荡荡的公寓中死于心力衰竭。政府已将房内他秘密藏匿的艺术品悉数没收。尽管目前税务调查尚待讨论，默克尔政府还是宣称，保护已故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隐私，比公开被劫艺术品归还事宜更加重要。

2014年11月20日，我在《华尔街日报》上披露了一则消息，即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一家小型艺术博物馆将成为古利特宝藏所有者。科尔内留斯去世整整一年后，同时也是伯尔尼美术馆接受这笔古怪遗赠约五个月后，德国政府终于决定将《海滩上的两个骑手》还给托伦家族，将《持扇女子》还给罗森贝格家族。

2015年6月24日，托伦家族在苏富比的伦敦拍卖会上，以29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幅他们珍爱的画作。这个价格是最低估价54万美元的五倍多。戴维和彼得·托伦最初计划留下这幅画，但彼得不久前去世，将此画属于他的份额留给了多名继承人，导致其归属过于复杂，出售便成了唯一选择。

罗森贝格家族则收回并留下了《持扇女子》。

无论古利特案多么丢人现眼，令德国官员们显得多么铁石心肠，如今到8月就满27岁的我心里很明白，这场要让“未来的古利特”承担责任之战，正面临着被经验丰富的艺术品经销商、收藏家、爱好者和报纸读者遗忘的危险，而正是这些人，从2013年秋到2015年秋，在屏息追踪这个案件。

我担心，这是德国政府希望发生的事。该国公务员看上去没兴趣修改允许公民个人持有纳粹劫掠艺术品的法律，哪怕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人能够证明自己才是合法拥有者。联邦政府最终设立了一个艺术品来源研究中心，但并未要求政府出资的博物馆借助该机构来厘清自己的藏品。

诚然，很多博物馆也不愿这么做。

不仅如此，其中大多数博物馆仍然拒绝将其藏品记录数字化，来展示他们购买本馆藏品的时间与方式。年事已高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和各个年龄段的研究人员渴望查阅这些机构档案时，需要事先预约，得到德国机构许可后才能前往德国。

德国这个艺术品事件错综复杂，不仅是因为二战之前及期间发生了这些盗窃与破坏行为，而且因为，艺术从一开始就是希特勒政治规划的核心。进一步回看这段历史时，艺术事件与纳粹主义很快就会相互交织，不可分割。

除了拿破仑·波拿巴，与其他西方独裁者截然不同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确醉心艺术。他的行为从根本上持久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希特勒认为自己首先是艺术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他积极参与确定什么是他心目中理想的雅利安艺术，同时扼杀他认为“堕落”的艺术家、收藏家或经销商的职业生涯——而且，经常是扼杀他们的生命。

甚至1945年春，被困在地堡中时，希特勒还如痴如醉地凝视着元首博物馆模型。助手们将此模型带入他的地下王国，他精心布置艺术品，来装点地堡大厅。甚至自杀前不久，他还在谈论自童年起就酷爱的艺术。

过去几十年里，各个出版社出版了成千上万关于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图书。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聚焦于第三帝国对文化的影响，而更少一部分聚焦于普通欧洲人的同流合污，如何使纳粹政权得以实施文化和种族灭绝政策——正如本书通过讲述希尔德布兰特和科尔内留斯·古利特的往事所做的那样。

德国在拯救和归还纳粹劫掠艺术品方面有很多事要做。然而，2019年，这个国家的氛围和政策导致越来越不可能迅速着手此事，或者在未来几年根本不可能有所行动。因此，历史学家、希特勒的受害者及其继承人常常称“遗失的”艺术品为“希特勒最后的人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德国发生一系列事件后，这些作品至今仍与其曾经的合法拥有者相隔天涯。由于德国拒绝修改袒护古利特家族的法律，如果现在出现一名“新的古利特”，那么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受害者们仍将没有更多追讨自己财产的权利。

正如本书所现，还有很多希特勒最后的“人质”尚待营救。

>>作者简介

林美(Mary M. Lane)，美国非虚构作家和记者。作为《华尔街日报》首席欧洲艺术记者，她发表了诸多关于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艺术品宝藏的独家头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