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漫长的19世纪”画上了句号，使1914年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长远来看，俄国革命爆发、《凡尔赛条约》签订、纳粹主义崛起、冷战格局形成……20世纪的诸多重大事件都肇始于此。本书立足新的文献资料，回望那个充满不安的年代，揭示了当时的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撕裂和瓦解。

作者保罗·哈姆从不同国家的角度出发，客观、全面地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故事，从外交活动中的纵横捭阖到西线战场上的血火硝烟，从上层阶级的尔虞我诈到普通民众的苦难哀愁，本书试图回答20世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1914何以成为“世界终结之年”。

《1914：世界终结之年》

[澳大利亚] 保罗·哈姆  著

杨 楠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大量追求惊险刺激的书籍和电影以这种方式解读这场战争。伴随着对皇室成员的谋杀，世界走向了战争。毫无疑问，斐迪南之死引发了加速战争爆发的七月危机。但它并不是一个原因，甚至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加速了已经开动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无论如何最终都会酿成战争——除非当权者采取不同的行动，即寻求调停、互相谅解，并尝试维持和平的外交艺术。普林西普扣动扳机之时，实际导致了这场战争的所有力量早已就位。大公之死对已经做好了侵略准备的各国起到了催化作用。其他任何火花都可能点燃战争：英俄海军会谈、另一艘德国炮舰、俄国的动员……

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处于权力地位之人像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书名所示，是在向着战争梦游。他们的行为与沉睡八竿子打不着。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领导人是完全清醒、感觉灵敏的决策者，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他们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有些人是心甘情愿地参战（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还有些人是在战争看似不可避免时自以为是、听天由命般地接受了它（法国、英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政客和军事指挥官们在这一年集体制造了一场战争，而这一年的开始却比之前十年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和平。1914年年初，海军竞赛已经结束；英国和德国又开始商谈；巴尔干战争已经结束，塞尔维亚得到了满足；巴尔干地区似乎比以往更加和平；俄国和德国的经济欣欣向荣。

然而，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后来却声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或达尔文注定的”“必然的”——仿佛这场悲剧像可怕的事故一样呈现在他们眼前了，他们都无力避免。他们竟敢把战争归咎于他们无力阻挠的迷信、无形的力量。他们说这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是受了神的指示，要不然就是奥林匹斯诸神干预凡人事务的结果。劳合·乔治称，“命运之锤”将世界带向了战争，在他看来，“各国都从边缘滑进了战争这口沸腾的大锅”。丘吉尔称，“强烈的磁反应”将各国“像星体一样”吸引到一起。格雷伯爵声称，“没有任何人类个体能够阻止这场战争”，他常常“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能够通过先见之明或智慧来阻止这场战争”，这让他“饱受煎熬”。德国和俄国的领导人也同样说服了自己，是命运或天意，甚至是1914年7月那种怪异的动荡氛围导致了这场战争——在某个恶灵的精心策划下，一场地震、龙卷风什么的席卷了整个欧洲，没有别的办法，或者说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阻止它。

抑或是他们受制于战争计划、时间表——自己所做的准备工作把自己变成了无能为力的囚徒。施里芬的大计仿佛神圣卷轴，似乎对德国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影响，好像有某种预言之力深嵌在它的纸张中，迫使普鲁士指挥官们去执行它一样。人们似乎忘记了，将令人痛恨的大战强加给这个世界的，是各国政府，而不是先知或神灵。而且，他们几乎没有齐心协力去阻止它：在匆忙开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留出调解的机会。还有其他很多机会可以悬崖勒马。贝特曼—霍尔韦格、萨宗诺夫、毛奇和贝希托尔德本可以松口，或者同意格雷的调停尝试。相反，在这些“侏儒”（休·斯特罗恩如此形容当时的负责人）手中，这颗星球却向着战争猛冲过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每个主要国家都对这场战争负有一部分责任。如果一定要分摊责任的话，那么按照责任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应该是德国、奥匈帝国、俄国、英国和法国。德国精心策划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并蓄意促成了把俄国吸引过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俄国极其不负责任的动员决定则确保它很快就将与德国交战。不过德国的过错似乎并不像弗里茨·费舍尔所控诉的那样严重，他的控诉使战后的所有人都相信柏林负有全部战争罪责。他把战争归咎于德国通过武力征服并占有整个欧洲的野心。然而，那是德国在宣战之后的战争目标。在那之前，德国的战争目标大不相同，其中并不包括欧洲霸权，正如尼尔·弗格森令人信服地论证过的那样。“德皇真的是拿破仑吗？”鉴于缺乏证据，他给出答案似乎非常公允：不是，或者说在宣战之前不是。

世界政策要求为德国的殖民野心行方便；它并没有规定要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来实现这些野心。德国的文官政客，或者说大多数德国人民，也都并不急于参加一场欧洲战争。作为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施里芬计划无疑让军队感到满意，一定也有许多普鲁士指挥官对战斗摩拳擦掌，少数死硬派泛德意志主义者（诸如伯恩哈迪）亦然。然而费舍尔认为，早在1912年12月德皇的“军事会议”上，德国就已经在寻求一场欧洲的征服战争了。这次会议的主要决定是发起一场新闻宣传运动，让民众为战争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人们对1914年9月的计划大书特书，在该计划中，柏林也确实概述了一个征服世界的计划，但该计划是在宣战之后才成型的。到了那时，世界当然也发生了变化。交战国是在背水一战：要么征服敌人，要么面对灭国。

简而言之，大战是集体犯蠢和麻木不仁的一次实践，可以避免，也没有必要，发起者则是有严重缺陷、情商很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适合统治，也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却是为统治而生的，他们将世界视为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在这片丛林中，不知为何，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以及他们的拉丁和盎格鲁—撒克逊盟友）注定要痛击对方，直到“适者”胜出。

或许在那些泪流满面地回首战争、视其为一场大悲剧的军国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和好战政客们组成的“假哭队”中，有一种体面的虚伪。那些最该为驱使世界参战负责的人，怂恿年轻人穿上军装、并为他们那“美好的战争”感到愉悦的人，后来却在仪式和周年纪念日上浮夸地哀悼受害者，这可真是咄咄怪事。如果这些“还能变老”之人的眼泪和垂首是真诚的，那么下次当他们的政府强迫新一代人去打一场不义之战时，他们理所当然会提出抗议，而不是召集他们的人民拿起武器。年轻人不假思索的反应情有可原：战争是一种冒险；战争造就英雄。政客对这种反应的利用就非常不负责任了，从最广义上讲，这是犯罪。大战和政府发起的对欧洲青年的大规模杀戮，区别只在于法律解释。至少温斯顿·丘吉尔还能坦承自己乐在其中。

最终，这场战争结束了生命，摧毁了思想，粉碎了家庭的幸福，并引出了一个流血更多的世纪。它终结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撕裂了希望、梦想和感情。男男女女都被麻木无情的日常屠杀所改变。随着杀戮愈演愈烈，并成为生活中的常态，人们适应了它，在它的作用下变得残暴。起初，一些人对如此的损耗和恐怖感到悲伤和愤怒。然而，骇人的杀戮和伤亡名单很快就产生了麻痹效果。还有许多人根本想象不到马恩河或索姆河的实际情况，在战争年代感到很满足，甚至是幸福。妇女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民众与危险如此接近，也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刺激。

——摘自《1914：世界终结之年》，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