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明手册》（上、下）

陈明辉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自良渚古城遗址顺利通过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并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怎样为大众解读良渚文明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本书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四代考古人领衔打造，以良渚的几大文化特征为出发点，读者在一线考古专家的指导下，仿佛置身于五千年前的良渚，跟着导览一步一步地深入了解良渚以及其具有的代表性意义。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金名片，良渚、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去体会，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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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选读：

 稻作农业和其他植食生产

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及其周边多处炭化稻谷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当时稻作农业的发达程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2010-2012年莫角山东坡的发掘中，在莫角山土台的边坡以东清理了一个编号为H11的大型灰坑，坑内的填土可分三层，其中第一层和第三层均为灰黑色土，浮选出大量炭化稻谷遗存，经分析该灰坑中共填埋约12240千克稻谷，很可能是粮仓失火后倾倒烧毁稻谷、灰烬等废弃物的场所。

2013年，在莫角山西南坡的发掘过程中也发现过数量可观的炭化稻谷堆积。在莫角山宫殿区及宫殿区北部的沈家村台地的钻探中也曾发现多处蕴含丰富炭化稻谷堆积的区域。2017年对莫角山宫殿区以南的池中寺进行了大范围勘探和揭露，发现两大片炭化稻谷堆积，面积分别达6700和5150平方米，测算出炭化稻谷总量近20万千克。这充分说明城内稻谷储藏量相当丰富，间接反映出以良渚国王为代表的王国统治阶层拥有巨大的财富。2010年以来，我们在美人地、莫角山等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也在古城遗址内外做过专门的良渚文化稻田的钻探和调查，但并未发现明确的水稻田迹象，说明居住在城内及外城的人很可能是不生产水稻的，这些水稻应是由古城郊区的居民以及良渚遗址群以外的居民提供的，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类似贡赋或奉献制度。

H11出土、浮选出的炭化稻谷

据推测，古城城址区共居住着约2万居民，城外郊区也居住了2万多人，他们一年的粮食需求量是巨大的，以每人每天500克稻米的消耗量计算，每人每年需消费182.5万千克的稻谷，以当时平均亩产75千克的稻谷产量，养活4万人口需要近10万亩稻田，稻田的占地总面积将达到65平方千米。尽管良渚古城遗址的分布范围约100平方千米，但在这一范围内，并非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种植水稻，比如古城西北部的库区以及遗址群内大片存在的湖泊、河流、沼泽、湿地等就不能满足种植水稻的条件。古城郊区的人口在满足自身生活所需之外，所剩余的粮食是不足以满足整个古城居民所需的。查阅资料可知，2020年整个余杭区农田面积总共也只有约350平方千米，总人口数量为100余万人，而整个余杭区除去良渚遗址群外遗址数量不足100处，存在大片未被开垦的区域，人口也不会超过2万人，开发力度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本地可提供的稻产应当不会超过50%。如此，良渚古城的“贡赋或奉献制度”不仅仅覆盖良渚遗址群，毫无疑问也覆盖了包括临平遗址群在内的良渚古城腹地范围，乃至面积更大的嘉兴地区等。嘉兴地区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往往随葬石刀、石镰、石犁等农业工具，姚家山甚至出土礼制化的玉刀（耘田器），显示该地区的良渚先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良渚时期的典型农业工具

水稻是一种高产的作物，在所有粮食作物中土地载能最高，据美国考古学家推测，东南亚大河三角洲一熟稻的载能约为500人/平方千米，而锄耕旱作农业土地的载能仅为12人/平方千米，种植水稻，可以在同等面积内供养更多的人口。水稻同时也是劳动力密集型作物，稻与水关系密切。种稻不仅本身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而且还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营建适当规模的灌溉系统。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最重要的功能可能是调节季节性水源不均和满足水稻灌溉需求，其次才是防洪。在良渚同时代，良渚遗址群无疑是规模最宏伟、工程量最大、人口最多的都城，并率先形成广域王权国家，这大概也与良渚人掌握了大规模种植水稻的能力有关。

除了稻谷，卞家山、美人地和钟家港等遗址淘洗出大量植物种子，如橡子、桃、杏、梅、南酸枣、柿子、葡萄等木本植物的种子，以及瓠瓜、甜瓜、菱角、芡实。稻谷出土概率分别占卞家山和美人地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32.7％和82.17％，其次比较多的是南酸枣、甜瓜、芡实和橡子，分别占卞家山出土植物种子的21.2％、13.4％、11.3％和6％。稻谷在形体上与现代栽培稻种的粳亚种类似。

张家港浮选出的部分植物种子

郑云飞认为，良渚时期长江下游传统植物性食物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当时不仅栽培稻米、瓠瓜和甜瓜，甚至可能开始栽培桃、梅、杏、葡萄、豆类和菱角，“瓜、果、蔬菜俱全，基本形成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传统稻作农耕文化体系的生业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