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14年又57天》

孙海洋 口述，孙悦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2021年这个春节，对于孙海洋一家来说，才算是真正的新年。2007年至2021年，14年又57天的寻找，30多个城市的奔波，5172个日夜的守望，孙海洋终于找到了儿子并带他回家，一家人整整齐齐，圆圆满满，这是真正的小团圆。

孙海洋的半辈子都在奔跑：15岁开始，他陆续在武汉、三峡、永顺和深圳为了生计东奔西跑；33岁，儿子失踪后，他背着一个装满资料的旧书包继续奔跑；47岁，他终于在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了孩子，但是他依然在奔跑……

在“结局”之外，希望此书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仍旧在路上前行的寻找者，关注到国家和社会层面在司法变革之上所不断做出的努力。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都与我们相关，这个世界也值得我们鼓起勇气坚持对希望的追寻。

>>内文选读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无论是在以写作为梦想的学生时代，还是在今天。

写这本书的初始，我对自己充满了怀疑。我怕自己没有能力讲好这个故事，怕自己会消减它本身的意义，或者挖掘不出它应有的内在力量。我怕我“浪费”了它，又怕我“利用”了它。因为在写第一个字之前，我就知道它会有数量可观的读者，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但愿自己的工作能给它带来足够的价值，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但是对于这个厚重的故事来说，我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写作训练，缺乏法律知识，缺乏成熟的道德思考，缺乏针砭时弊所需的社会洞察力。这让我很痛苦，也成为了我快速进步的动力。我要额外感谢我的编辑老师程利盼，她向我提出了不少有效的、敏锐的意见，且几度不吝于肯定和鼓励我。很快我意识到，我有能力讲述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我有责任讲述它。

我不是故事的局外人，我是这个悲喜剧世界内部一粒隐隐作痛的沙。

除了母亲，几乎没有人比我更熟悉我笔下的主人公孙海洋。我24岁，父亲寻找弟弟的旅途倾轧过我大半的生命历程，是我成长的纹路。这个故事脱胎于他，是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是他的双手所造、脚步所及谱写出了这个故事。他用朴实有力的语言将故事讲给我听，不仅仅在成书之前，也在这漫长的14年又57天当中。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努力将个人感情隔绝在写作之外，我甚至几度在写作过程中忽然停下来大哭不止。这也导致我没能将故事讲得足够克制，但我想这种感情并非多余。既然我无法从中抽身，就尽全力发出真诚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找到弟弟孙卓之前，写下这本书就曾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2020年9月15日，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打造一个全无希望的心境，相信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这就是我面对一切之前首先去做的事。我和他完全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突然很惊讶，意识到他的脊梁骨也是脆弱的钙质而非某种生猛不可欺的金属。我无法想象有一天那种力量不再像既枯又荣的野草一样野蛮生长，脊骨也在27小时的站立中折断了，我害怕他身边没人能接下他的担子哪怕一天。每一次他跟我讲故事，我从头沉默到尾，但每个细节我都记得。照理说我应该把它们全部写下来，毕竟那也与我有关。可是在那之前我认为自己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好像也没有意义。”

那是孙卓被拐的第13个年头，可见我感到一切何其灰暗，但他从未灰暗，他一直有照亮前路的火把。我万不能想到，就在次年，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的世界乍然放亮。孙卓能够回家，除了父亲的寻子精神，更离不开警方14年来的不懈努力，也要感谢媒体、社会各界打拐人士及无数热心人的关心和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有两种关系是我想要深入探索和传达的。一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关系。对于第一点，我深知自己必然有立场之局限，但求在写作过程中尽我所能还原既有的事实。我希望能够像书写历史一样客观地记录真实、剖析真实、刺破真实。但这个故事也必须具有文学性，具有细节、想象和象征，这些东西才能带来可读性。我认为可读性并不会减损严肃的意义，反而有能力呈现深藏于真实内部的力量。对于父亲，我也不愿刻意塑造他，我更愿意“还原”他。多年来，许多热心人称他为“打拐英雄”，其实“英雄”这个名号对普通人来说是值得警惕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想到，他所发出的声音不应该是英雄的哀鸣，而是“人”的哀鸣。人走过大地，留下深深浅浅的渺小脚印，这比英雄的呼号更动人。也只有看到具体的人，我们才能直面具体的困境。

至于第二点，我想我努力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我想讲述的并不是关乎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案件的故事，而是关乎千千万万寻亲者，关乎社会甚至时代的故事。通过一粒灰尘漫长漂流和得以落地的历史，我们能够窥见“60万粒灰尘”的历史。个体的命运是时代的形象，每一笔无论如何微不足道、无人知晓，都应该掷地有声。所以我试图以父亲为中心，像树木的根须寻找水源一样努力去触碰更多故事，也试图将故事的镜头拉远，让父亲偶尔成为画面上一个小点，把余下的景观留给更宏观的哀痛。

上世纪9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成为热潮，人口流动性剧增，全国各地爆发大量拐卖妇女儿童案。从内部看，重男轻女、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落后思想观念是酿成悲剧的内因，而从外部看，法律存在漏洞，基层执法不严，户籍管理混乱，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在进步之中，比如2009年之后立案制度的明确变革。到今天，公众对拐卖儿童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度共情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落后的观念正在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试想，如果有一天，比起村里某户人家没有儿子，人们更乐于议论和痛斥“买孩子”的行为，这对抑制拐卖儿童犯罪会有何等奇效？

然而，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道德自律无疑是一种倒退。在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才更值得我们翘首以盼。

回过头来，犹记得在写作的初始，我打下的第一行字不是故事的开头，也不是大纲，而是对自己的一句总的提示：绝望之下，希望尚存。故事本身我了然于心，但我希望它被讲述的基调如此。时间不停流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万事万物永远在动态变化之中，因而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能够拥有彻底的、完全的绝望，永远存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会。有人说活着本身是一种对绝望的抵抗、对命运的抵抗，我看死亡本身也同样是抵抗。自古也不乏以死抵抗者，尤其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我们早有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抵抗，有项羽自刎、屈原投河的抵抗。杨素慧逝世后，连她的墓碑都在无声抵抗。当我们走出命运的囚室，会发现一个黑暗的夜背后始终有黎明在等待。它会从一线天光中挣扎出来，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让我们双目刺痛，满含泪水。写到这里，我内心激荡。我相信命运绝不是在压垮人的时候才成为命运，而往往是在人奋起抵抗的时候，它才成为命运。（孙悦，摘自本书“后记”）

▲孙海洋接受电视采访时的画面

第二次生离（节选）

12月7日一早，我们乘高铁去往岳阳，岳阳站是距离监利县最近的高铁站。

彭高峰也与我们同行。在路上，我看到孙卓认亲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亲生父母和养父母没有谁轻谁重，对亲生父母有点惭愧，因为将来会回到养父母身边生活。这番话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记者追着问，我便回应说：“我们会尊重孩子的决定。”

回乡途中，彭高峰一直在跟孙卓讲我寻找他的故事。孙卓沉默着，头也越埋越低。我知道高峰是希望孙卓能够改变主意，但是任谁也没办法一下子想清楚。在我们的视角，我们是受害者。

可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些变故太沉重了。

就像他说的，他在山东生活了14年，可是他也以为自己只有16岁。那里有他的全部记忆，是他所认识的整个世界。

我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已经很好了。快点回去让爷爷、奶奶看看就好了。”

这太沉重了，我不想看到他弯着背、垂着眼，很为难和愧疚的样子。孩子什么都没有做错，又何必让他来承担这些压力？这颗苦果，怎么也轮不到他来咀嚼。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在路上，大哥和村书记都打来电话，急着问我：“怎么迎接你们啊？弄一些什么横幅？鞭炮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说：“不用迎接，低调就好了。我就是想给爷爷、奶奶看一下他。”

结果出了岳阳火车站，门口已经停了好多辆监利的车，有亲朋好友的车、宣传部的车，还有警车，都是来接我们的。到了监利县，大福路两侧摆放着足有几千米长的鞭炮，路上甚至有四条舞龙的队伍在艰难穿行。一路人山人海，挤满了乡邻和记者，热闹极了。我们走在里面就像逆水行舟，难以动弹。这个小县城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场面了。

我把孙卓护在身后，好不容易挤进了家门前的小路，只见两个老人远远地站在门口，正掩面哭泣。母亲极清瘦，父亲驼着背，不知道已经站在那里伸长脖子望了多久。

我带孙卓走到老人面前，说：“这是爷爷奶奶。”

孙卓本就比我高一些，又比他们高出好多。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母亲大哭着抱在怀里。父亲则是默默流泪。

鞭炮声登时震耳欲聋，混杂着人群的喧哗、舞龙队伍的敲锣打鼓声和母亲不加压抑的哭声。这些声音让我恍然想起《亲爱的》电影宣传期间，我在深圳大学的演播室里拿着话筒说：亲爱的孙卓，我一定会找到你。当时的掌声也是这样震耳欲聋、经久不息。

次日早晨，我们带孙卓带到街上吃早餐，吃的是监利当地特色的面条。我拒绝了所有人的同行邀请，不想再有人在孩子耳边念叨我是怎么找他的。

我带他在监利转了一圈，又带他去看那幢已经被卖掉了的房子。那是我1999年在湖南永顺县做包子赚了一笔钱后，在街上盖的四层楼房，窗明几净。

我告诉他：“你小时候在这里住过。你那个时候很喜欢看《葫芦娃》，看到葫芦娃的爷爷被蛇精抓走那一集，还伤心得流泪。”

房子周围的许多邻居发现了我们，纷纷跑出来，七嘴八舌地跟孙卓说话。

“你和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你那个时候好结实。”

“你还来我家吃饭了的，每次我都给你喝旺仔牛奶，记不记得？”

孙卓并不记得，只是默默听着。我只希望他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痕迹，感觉到他曾经真实地属于这个地方。

或许是这里的气氛太过热情，孙卓有些沉不住气了，问我：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走？”

我说：“吃完午饭就走。”

他喊我们“爸爸”“妈妈”。这让我心里发酸。14年前，有两个陌生人让他喊爸爸、妈妈，他喊了。14年后，又有两个陌生人是他的爸爸、妈妈，他又喊了。

他的人生无疑是被割裂的。他消化了上一次，趁着年纪小，把那些事儿全都忘光了，可他又该怎么消化这一次？

……

从湖北监利县到山东阳谷县约860千米。这是我时隔14年，第一次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的距离。

平日在家，我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但这一路，我一直在跟他聊天。他晕车，迷迷糊糊地听着，很少应答。见他一点儿活力也没有，身体素质似乎也不好，我难受极了。

途中，他接了一个电话，是他的一位小学老师打来的。他乖巧地应着，挂了电话后告诉我们，这位老师一直对他很好。老师建议他回到深圳。

我清楚当时外界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我决定亲自开车送孙卓回山东，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舆论哗然。很多人都是看着我一路走来的，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公众出离愤怒，要么责骂人贩子，要么责骂买家，甚至还有不少人责怪孩子不懂事。

可对于第二次“生离”，我的心异常平静。在这场悲剧的送行中，我没错，公众没有错，孙卓也没有错，错的只有酿成这一切的犯罪分子。我不敢触动其他，只有抓紧时间和他说话。

“你有一辆玩具摩托车，你3岁的时候开着摩托车在村子里到处跑，特别拉风！

……

“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你看到街边摆摊的人在卖玩具恐龙，就要我买。爸爸那个时候没钱啊，不给你买。你上去拎起一只恐龙就把它给砸烂了。最后爸爸只好掏钱把那只摔坏了的恐龙买下来。好大的脾气哦。

……

“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深圳开水果店，店里面摆着各种水果，西瓜、葡萄、荔枝……什么都有。你在店里偷了几个山竹，塞在衣服里跑出去分给小朋友吃。把山竹发给大家之后，其中一个小朋友开玩笑说：‘你妈妈好傻哦，山竹少了都不知道。’你一听，当场就飞起一脚，把你的小伙伴踹翻在地上，瞪着眼睛骂他：‘你才傻！’

……

“你的姐姐在新加坡读研究生。她也很想你，等她毕业回国了，肯定也要去看你。到时候我再把她也送来山东找你，好不好？”

……

他眼睛半睁半闭，始终没有应答，只静静望着窗外。夕阳低垂天际，路在他的瞳仁里匀速飞驰，一寸一寸，无穷无尽地倒退。落日余晖越来越暗淡，极不情愿地慢慢坠到地平线之下，直到最后一线光亮隐去，远方的天空呈现出一种透明感。最后，整个天幕都在他的眼睛里黑透了。

这860千米的距离太短太短，只说了几句话的功夫，竟然就走完了。车停在学校门口时，已是凌晨2点。夜深人静，整个学校都在沉睡之中。

他正准备下车，我终于开口问道：“你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深圳和阳谷……”

好一会儿，他默不作声地思索、犹豫。四英紧张地望着他，两手攥得暗暗发颤。

直到问出这句话，我才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切的悲哀。那种打碎了的东西永远也无法复原的遗憾袭击了我。我以为只要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愿望，它就没有机会落空。只要我不说出来，我就不会感到如此狼狈，如此无能为力。

可是我必须揭穿自己，那是我仅剩的力量所能做的唯一的事。那是我心里仍然在燃烧的最后一簇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