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诗话（第三版）》

莫砺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诗话的性质是什么？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宋人许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清人沈懋德说：“诗话有两种。一是论作诗之法，引经据典，求是去非，开后学之法门，如《一瓢诗话》是也。一是述作诗之人，彼短此长，花红玉白，为近来之谈薮，如《莲坡诗话》是也。”他们对诗话的定义过于严格，而且陈义过高，我要是那样写诗话，结果恐怕与论文差不了多少。其实最早的诗话原是欧阳修“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的随笔，不过内容与诗有关而已。清人章学诚对诗话大加挞伐：“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这倒从反面说出了我所认可的诗话的某些性质，即浅易、随意、轻松。我想写的诗话便是这种关于诗的随笔，是我读诗的零星感想。这些文字里没有考据、论证，也没有注释、参考书目，一句话，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符合“学术规范”，它们发表以后绝对不能算作我的“学术成果”。我写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某首诗、某位诗人或某个诗学问题有了新颖的观点，恰恰相反，我想说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即使有些读后感是我独有的，我也相信在相同的阅读背景下多半会人同此心。虽说“诗无达诂”，但一首好诗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却是清晰可感的，我想谈的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作诗是高度个性化的行为，黄巢落第后咏菊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那种激越的豪情是专属于革命领袖的。但是优秀的诗人都是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与千千万万的读者相通的，这正是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的原因。读诗也是高度个性化的行为，郭沫若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读出了“赤裸裸地表示着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那种如炬的目光是专属于红色学者的。但是多数的读者都是普通人，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平实、正常，他们对诗歌中的喜怒哀乐的感受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金圣叹说：“作诗须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须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在优秀的诗人与广大的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心中之所同然者”，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鉴于以上看法，我相信我读诗的感受是与其他读者大同小异的，我完全可以敞开心扉与大家交流读诗感想，不必担心别人嘲笑我的浅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本是古代诗人的心声，作为古诗的读者的我也有同样的希望。

《列子·杨朱》中讲过两个笨人的故事，一个是“献曝”，另一个是“献芹”，后者的结果是：“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我从阅读古诗中获益匪浅，很想向大家“献曝”“献芹”，为了避免“众哂而怨之”的结果，让我先把读诗的好处稍作介绍。

首先，诗歌能感动读者、安慰读者。汉人何休认为，诗歌缘起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南朝的锺嵘更具体地指出：“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既然诗歌的核心内蕴是“感荡心灵”的感情，它就必然具有感荡读者心灵的强大功能。宋人严羽读《离骚》，“歌之抑扬，涕泪满襟”。清人卢世?读杜诗，“肝肠如火，涕泪横流”。古人如此，今人何必不然？更令人欣慰的是，正如韩愈所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真正的好诗都是抒发胸中牢骚的不平之鸣，自古以来，由“欢愉之辞”组成的好诗寥若晨星。既然读诗的最高境界是读者与诗人之间达成心灵上的共鸣，那么好诗最能感动的读者理应是心多“愁思”的普通人。韩愈嘲笑富儿说：“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如今的富豪日夜沉溺在灯红酒绿的豪华场所，也没有什么心情来读诗。只有我辈平头百姓才是最合格的读诗之人，我们才会在月白风清的良夜，对着一盏青灯摊开诗卷。读诗是我们的专利，不能轻易放弃。

其次，读诗是最易于操作的行为。古诗的篇幅都很短，诗选大多是薄薄的小册子，很少有豪华包装的大部头。这有两个好处：一是价格低廉，无须太大的财力即能购置。二是携带方便，无论出差还是旅游，在行囊中放进一册诗集不会增加多少重量。诗选中的作品都是互相独立的，它们颠倒次序也没有关系，每次读多少首，从哪里开始，都可以随心所欲。我有时用诗选下酒，随意翻到一页，便从那儿开始读。一不小心把书合上了，也不必费心寻找刚才读到的地方，只管任意翻开一页就行了。读完一首，不妨眯起眼睛回味一番，就像嘴里抿了一口好酒一样，那真是别有滋味。一旦你熟读成诵，能背个几百首，那就等于在腹中贮存了一册诗选，即使在灯光昏暗、人声嘈杂的火车上，你都可以继续读诗。这种唾手可得的精神享受，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读诗有这么多好处，我便要放心地向大家“献曝”“献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