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像。图源：pixabay

【编者】每年的4月2日是“国际儿童图书日”，同时也是“中国儿童阅读日”，因为这一天是丹麦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的生日。很多人读过安徒生的童话，但或许没多少人读过他的《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去读他人生中的那些童稚率真。

我这一生称得上是一部美丽动人的童话，情节曲折变幻、引人入胜。我从小就因贫困无助，独自闯荡世界。运气还好，遇到一位纯真的小精灵，她对我说：“你要选准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按自己的意愿和理性的需求去发展，我会给你指引和保护。”命运对我来说还从未有过如此睿智幸运的启示。通过从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所获得的启迪，我将告知世人：仁慈的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万能主宰。

一八〇五年，欧登塞一间窄小破旧的小屋，住进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新婚夫妇。丈夫是个鞋匠，还不满二十二岁，就已显露出诗歌方面的天赋灵性。妻子比他大几岁，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对生活的世界却一无所知。婚前不久，年轻的丈夫已是个“自由师傅”（编者：按当时丹麦的行会规定，出了师但还没有得到行业公会承认的手艺人被称为“自由师傅”），自己建了作坊和婚床。床架上残留的黑纱提醒人们，在这张木制的床架上，不久前还停放着病逝的特兰珀伯爵的灵柩。四月的第二天，这里躺着的就不再是被黑纱、蜡烛环绕的贵族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啼哭的婴儿：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据说，在我出生之后的几天，每当我不停地尖声哭叫，爸爸就坐在妈妈的床边为我读霍尔堡。他会开玩笑地要求我：“要么睡觉，要么就安静地听！”可我还是无休无止地哭喊。即便到教堂受洗，我也是哭声震天，使得那位在妈妈眼里脾气暴躁的牧师高声说：“这孩子的哭声简直像猫的尖叫！”——妈妈为此始终不能原谅他。幸好有戈马德，我的教父，一位法国穷移民，安慰她说，小时候我哭的声音越大，长大以后我唱的歌就越发好听。

我度过童年时光的那间小屋，几乎整个空间都被作坊和我睡觉的那张床占据了。幸好墙上挂满了画，抽屉里也满是漂亮的玻璃杯和装饰品，爸爸的长凳上方有块搁板，放着些书和歌本。小厨房橱柜上的搁物架上摆满了盘子、碟子，看上去倒显得十分宽敞、有趣。门的镶板上是一幅风景画，现在想想，那对我来说犹如一个画廊。

通过厨房的梯子可以到达屋顶，把我们与邻居家隔开的排水沟里有个土箱子，里面种着香葱和西芹。这就是妈妈的花园。在我的童话《白雪皇后》里，那个花园仍然盛开着鲜花。

我是独生子，深受宠爱。妈妈总是对我说，我比她小时候幸福多了，好像是被当成贵族的孩子来抚养。她小时候，就被外公外婆赶出去乞讨。她不能这么做，就坐在欧登塞一条河的桥下哭了一整天。这样一幅情景深深烙印在我儿时的想象里，想起来便不禁落泪。我在《即兴诗人》中的老多梅尼卡和《只是一个提琴手》里的克里斯蒂安的母亲身上，分别表现出了妈妈两种不同的性格。

父亲汉斯·安徒生任何事都顺着我，我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活着就是为了我。于是，所有的星期天——他唯一的休息日，他都要花整天时间给我做玩具、画图画。到了晚上，他常常为我大声朗读拉·封丹、霍尔堡的作品，或《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笑容，因为作为一个手艺人，他从未真正感到过快乐。

祖父在乡下时，家境还不错，但很多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牛死了，农场被烧了，最后祖父也疯了。就这样，祖母和他一起搬到了欧登塞，尽管儿子最想上的是文法学校，却无可奈何，只能让聪明的儿子去学修鞋。镇上有几个富人曾说一起给他凑点钱，让他开始新的生活，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怜的父亲，美梦从未成真，但他从未忘记

他的心愿。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一个文法学校的学生来定做一双新靴子，给我们看他学习的课本，那时我看见父亲眼里闪着泪花。他深情地亲着我说：“这也是我应该走的路！”那天晚上，父亲没再说什么。

他很少与同行交往，家里倒是常有亲戚朋友来。如刚才所说，冬天的晚上，他为我大声朗读，给我做玩具；夏天，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带我去林间散步。他并不和我说话，只是坐着沉思。我高兴地到处跑，把采集来的草莓串起来或者扎个花环。妈妈只是在每年的五月，林间的树木绽出嫩芽的时节，才和我们一起愉快地散步，穿上她那身也只是在这个季节或去领圣餐时才穿的褐色印花棉布连衣裙。我记得这是那些年里她唯一的一件、也是最好的连衣裙。每当散步回家，她都要带回一大捧桦树枝放在擦亮的炉子后面，还总是把带叶的小树枝插在屋梁的缝隙里，用它们的生命来标记我们生命的生长。我们用绿树枝和图画来装点小屋。妈妈不仅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齐，她还一定要让亚麻布的床单、窗帘都保持雪白。

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并不十分重要，却非同寻常，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在欧登塞一座监狱举行的家庭舞会，我胆战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像巴黎的小孩子面对着巴士底监狱。父母认识那里的一个狱卒，他邀我们去吃晚饭。我年纪很小，需要大人抱着。对我来说，欧登塞监狱是故事里描写的那些盗贼和强盗的藏匿地。我常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听里边的男男女女坐在纺车旁唱歌。

我自然是和父母一起去吃狱卒的晚饭。随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声，巨大的铁闩大门打开了又关上。楼梯十分陡峭。我们吃着、喝着，还有两个囚犯在一旁服侍。没人能说服我哪怕尝一丁点食物，我吃不下这丰盛的美味。妈妈说我病了，把我放在床上。但我能听见附近纺车的嗡嗡声和欢快的歌声。我说不清它是我的想象，还是现实。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一直很紧张、害怕。不过，躺在那儿，想象着自己进入到一座到处是强盗的城堡，还是蛮开心的。等父母抱我回到家里，天已经很晚了。那是个风雨之夜，雨打在我的脸上。

我童年时代的欧登塞，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它的街灯照明和流动的河水比哥本哈根差远了。我不知道别的，只是觉得它要比时代落后一百年。很多在首都消失殆尽的风俗和传统，在这里仍然可以找到踪影。在行会换招牌时，行进的队列会飘扬起旗子，剑上缀着柠檬和缎带。一个丑角模样的人，手里拿着铃铛和木剑，欢快地走在队伍前面。在他们中一个叫汉斯·斯特鲁斯的老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起话来饶有兴致、喋喋不休。一次，他的脸除了鼻子保留了原样，红得发亮，其余部分被涂成了黑色。妈妈很高兴和他在一起，她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远亲，当然是很远的亲戚。但我清晰地记得，我曾带着一个贵族的全部自尊表示不愿与这位“丑角”有任何的沾亲带故。

狂欢节那天，屠夫们常牵着一头装饰着花冠的肥牛走过街道，一个身穿白衬衣、背上插着一对翅膀的小男孩骑在牛背上。成群的海员挥着旗子参加狂欢游行。最后，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两个要站在两条船之间的一条木板上进行角力，谁没有掉下水谁就是胜利者。

但是真正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而且这一记忆常会被人们不停的谈论所唤起的，是一八〇八年西班牙人驻扎菲英岛的事。丹麦与向瑞典宣战的拿破仑缔结了盟约，在此之前，丹麦并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一支法国军队与西班牙援军（由蓬泰科尔沃的王子、伯纳多特元帅指挥）为了便于穿越丹麦进入瑞典，一起驻扎在了菲英岛的中部。那时我还不到三岁，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些身着深褐色服装的士兵拉着加农炮喧闹地穿过街道，他们炮击了主教驻区前面的集市。我看见这些外国士兵摊开了四肢，不是躺在人行道上，就是躺在被毁掉大半的格雷菲斯教堂院子里的一捆捆的稻草上。科灵丁城堡被焚毁。蓬泰科尔沃的王子来到欧登塞，这里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奥斯卡。四周的乡间学校都变成了营房，田间和路边的大树下，举行着弥撒。据说，法国士兵很骄横跋扈，西班牙士兵比较友善，而且，他们之间有很深的仇恨。可怜的西班牙人真令人同情。一天，一个西班牙士兵抱起我，把我的嘴唇压在他赤裸着的胸前的一个银像上。妈妈气坏了，她说这带有天主教的意味。可我喜欢那个银像，喜欢那个士兵绕着我跳舞。他亲了我，哭了。他一定在西班牙家乡有孩子。我看见他的一个战友因杀死一名法国人而被处决。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件事，写了一首小诗《士兵》。《士兵》由夏米索翻译成德文后，变得非常流行，并被作为原创的德语歌收进了德国的《战士之歌》。

与我三岁时发生的这件事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八一一年我六岁时的大彗星事件。妈妈不是说彗星将毁灭地球，就是用《西比拉预言》里提到的可怕的事吓唬我们。这些在邻里之间口口相传的迷信的话，我当时把它当成深奥的宗教真理并奉若神明。我和妈妈，还有一些邻居，站在圣卡努特教堂前的广场上，看到了非常吓人的一幕：一个拖着闪光发亮尾巴的巨大火球。人人都在谈论这不祥的预兆和末日审判。父亲也参加进来，他不赞同任何人的意见，给出了一个可能正确、至少听起来像是正确的解释。但这却让妈妈叹气，邻居摇头。父亲则大笑而去。我真的被吓住了，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说的。晚上，妈妈和祖母说起了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解释的。我坐在她的大腿上，凝望着她温和的眼睛，随时等待着彗星从天而落以及末日审判的降临。

我是祖母的开心果，她每天都来看我——她的小孙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哪怕每次只是一小会儿。她是个朴素的讨人喜欢的老太太，长着一双温柔的蓝眼睛，体态还很动人。生活对她来说，成了一块严重的心病，因为她从一个家境略微宽裕的乡下媳妇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和满脑子荒唐想法的丈夫住在用最后那点积蓄买来的小屋子里。贫穷就是他们的命运。我从没见祖母流过泪，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她轻声叹着气，给我讲她的外婆，德国一个叫“卡塞尔”的大镇子上的一位贵族小姐如何逃离父母的家，嫁给了一个“喜剧演员”。她的后代因此得到了惩罚。我不知道她外婆家的姓，只知道她的娘家姓是诺姆森。她受雇看管医院的花园，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医院允许她带回一些鲜花。这些花装饰着妈妈的五斗柜，但这些花也是我的，我把它们插在花瓶里。这是多么大的一份快乐！她从心底爱我，什么都带给我。我知道并能明白她对我的爱。

一年有两次，她会把从花园清理出来的枯叶放到医院的大火炉里烧成灰烬。那些日子，我几乎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我躺在成堆的绿叶和豆梗植物上，与花玩游戏。另外，对我更具吸引力的是，这里比家里吃得好。医院允许那些没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在医院的庭园里散步，他们常跑到我们这儿来。我带着既好奇又害怕的心理听他们唱歌、聊天，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走上一小段路，坐在庭园树下。我甚至敢跟着医护人员进入闲人免进的疯人区，那里很危险，长长的走廊两边全是小小的单间。一天，我蹲着透过一处门缝往里窥看，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披散着头发，坐在一堆稻草上唱着十分动听的歌。突然，她弹跳起来，哭着向我站着的门口走过来。医护人员已经走开，只剩我一个人。她猛烈撞击着门，把送饭用的小窗格子都撞开了。她从里边看见了我，伸出一只胳膊要抓我。我惊恐地尖叫着，全身趴在地板上。即便长大以后，这一幕情景也没有从我的心灵上消失。我觉得她的指尖已经碰到我的衣服。医护人员回来的时候，我快被吓死了。

紧挨着焚烧枯叶的地方，有一间专为穷老太婆们预备的纺纱房。因为能说会道，很快我就成了她们宠爱的孩子。她们说：“这小孩子太聪明活不长久”。我却蛮自鸣得意。我还偶尔能听到医生讲有关人体内部结构的知识，什么心、肺、肠子等等，足够我把这些当成向老太婆们发表即兴演说的谈资。我毫不客气地在门上画了一大堆代表肠子的圈圈，说那是内脏，我给她们讲心、肾，我所说的一切都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认为我是个异常聪颖的孩子。为了犒赏我的喋喋不休，她们给我讲起了童话。一个像《天方夜谭》一样精彩、丰富的世界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这些老太婆讲的故事和我在精神病院里看到的那些病人的影像，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我很迷信，夜幕降临时，便不敢出门了。因此，我常常在日落时就爬上了父母的床，拉上花棉布窗帘。屋子里有灯光，还不时传来说话声，可我竟孤独地沉浸在自我的思想与梦境里，仿佛现实世界不存在了。“看那个小乖乖躺得那么宁静安详，”妈妈说，“他一点也不碍事。”

我很怕我那精神有病的祖父，他只跟我说过一次话，很正式地招呼我为“先生”，真叫我不习惯。他常用木头雕刻一些稀奇古怪的诸如兽头人、带翅膀的动物、怪鸟之类的玩艺儿，装在篮子里带到乡下，很受农妇们的喜爱。由于他给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带去这些好玩艺儿，她们送给他麦片和火腿，让他带回家。一天，当他回到欧登塞，我听见街上有一群男孩追在他身后喊叫。他们冲过去的时候，我惊恐地躲在楼梯后边，我毕竟是他的骨血。

我几乎不和其他的男孩子玩，即便在学校，也不参与他们的游戏，只是在屋里坐着。在家时，我有父亲做的好多玩具，有拉一下绳子就换页的图画，有拧紧发条就能叫磨坊主跳舞的踏车，有好几套透视图，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玩艺儿。而且，我非常喜欢给布娃娃缝制衣服，或者在院里僻静的醋栗灌木丛旁，以扫帚柄支墙，用妈妈的围裙拉起一顶遮阳挡雨的帐篷。我坐在那儿，凝望着醋栗灌木丛的叶子一天天地长大，从幼小的嫩绿芽儿长到枯黄的大叶子落下来。我是一个少有的特别耽于梦幻的孩子，经常闭着眼四处走动，以致让人觉得我好像视力不好，其实我的观察力出奇地敏锐。

有位老教师自办了一所小学，她教我认字母表，教我如何正确地拼写、阅读。她常坐在靠近时钟的一把高背椅子上，时钟敲正点时，里边会跑出来一些会动的小人。她手里总是拎着一根粗荆条，在大多数是女生的教室里转来转去。学校规定学生拼字母时必须大声读出来，也不嫌吵。妈妈在我进校时就和老师约定不能打我，所以我没挨过那根荆条的打。因此，有一天，当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被荆条抽了一下，我什么也没说，径直跑回家，要妈妈给我转学。妈妈真把我转到了卡斯滕先生的学校。在那里又认识了一个女生，比我大一点，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常跟我谈论一些打工之类的话题，并说尤其想学好算术。照她妈妈的说法，学好了算术，将来就能到一些大的庄园里当牛奶场的女工。我说：“等我成了贵族，你可要到我的城堡里来呀。”她取笑我不过是个穷小子。一天，我画了一幅城堡图，向她保证说我出身高贵，而且，有上帝的天使下凡和我说话。我对她使出了在医院里应付那帮老太婆的招数，不过对她不灵。她神情古怪地看着我，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生说：“他像他爷爷一样精神不正常！”听了这话，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这样说本是想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谁知却让他们觉得我和爷爷一样精神不正常。后来，我再没和她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也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玩伴了。我在学校年龄最小，别的孩子玩的时候，卡斯滕先生担心我被撞倒，总是拉着我的手。他很喜欢我，给我蛋糕、鲜花，还时常轻轻拍一下我的脸颊。一天，有个大个子男孩没有复习功课，被罚手拿课本站在桌子上，我们都坐在桌子周围。我伤心极了，于是老师原谅了他。后来，这位可爱的老师成了索声电报局的经理。几年以前，他还住在那里。有人告诉我，当这位老人带游客参观的时候，会笑容可掬地跟大家说：“知道吗？也许你们不信，我这个穷老头子是大诗人安徒生的第一任老师。他在我的学校读过书。”

到了收获季节，妈妈有时带我一起到田里捡麦穗。跟着她，我感觉就像《圣经》里的路得在波阿斯的田里拾麦穗。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位以性情暴烈远近闻名的农场管理者。见他手里拿着吓人的鞭子走过来，妈妈和其他人赶紧跑开了。我光脚穿着木屐，匆忙间鞋也掉了。麦秸扎脚，我根本跑不快，落在后边。他追上来，抓住我，举起了鞭子。我紧盯着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喊道：“上帝正看着你，你竟敢打我！”——没想到，这个严酷的男人竟一下子变得和善起来，他拍拍我的脸，问我叫什么名字，还给了我一点钱。我把钱拿给妈妈看时，她看着别人说：“我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可真是个奇特的孩子，人人都对他好，连这个坏家伙都给他钱。”

我长大了，既虔信又迷信，对什么是穷困一点概念都没有。父母靠双手养家糊口，但对我来说，日子过得却很富裕。我的穿着甚至称得上帅气：一个老婆婆改了父亲的衣服给我穿；母亲把三四块丝绸缝在我胸前，像一件马甲；她还把一块围巾系在我脖子上，扎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的头发用肥皂洗过，梳在两边。如此穿戴就很像模像样了。我第一次和父母去看戏就是这样的打扮。那时的欧登塞有一座不错的剧院，我想一定是特兰珀伯爵或哈恩伯爵的公司最初开始经营的。我看的第一场戏是用德语演出的，导演弗兰克善于排演歌剧和喜剧。《多瑙河女妖》是全镇人的最爱，但我看的是霍尔堡的《政治工匠》。我不知道作曲是谁，但很明显，这个本子是被改编成德语歌剧了。剧院和剧院观众给我的第一印象，无法使我相信自己将来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诗人。父母后来告诉我，当我看到剧院和里面那么多的观众，第一声感叹竟是：“如果有和这里的人一样多的黄油，我得吃多少啊！”但很快，剧院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每年冬天，我只能偶尔去一次。我和剧院负责在外张贴广告的彼得·琼克成为朋友。作为回报，我每天都把他给我的海报尽心地贴在我家附近。即便去不了剧院，也能坐在家里的一个角落看着海报，由剧名和剧中人物来想象一整部喜剧。这是我最早的无意识的文字活动。

父亲不光喜欢读戏剧、故事，还喜好历史和《圣经》。他常陷入沉默，掩卷而思。但他每次与妈妈提及书里的内容，都得不到共鸣，他越来越不爱说话。一天，他合上《圣经》说：“耶稣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他是那么的不同寻常。”妈妈吓坏了，眼泪夺眶而出。我赶紧瑟缩着祈祷上帝原谅父亲无端的亵渎。

“世上根本就没有魔鬼，它只在我们的心里。”有一回听父亲这样说，我内心对他和他的灵魂充满了焦虑。一天清晨，在父亲的胳膊上出现了三道划痕，大概是被床上的钉子划的。但我和妈妈以及邻居们都绝对相信，那是魔鬼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存在，在夜间降临了。父亲没有什么朋友，闲暇时，他最喜欢一个人独处，或带着我去林中散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住在乡村。正好机会来了，菲英岛上有座庄园需要个鞋匠，需要住在附近的村庄，可以免费得到一间房子，一个小花园，还有一个养牛的牧场。有了这些，再加上有了庄园的稳定工作，我们便衣食无忧了。谈起这件事，父母觉得要是能得到这份差事，那可太美好了。但父亲得先去试工。庄园主派人送来一块丝绸，要父亲做一双舞鞋，皮子要自己出。那段日子，我们整天嘴里说的心里想的，都是这件事。我是多么期盼能坐在那个长满鲜花和灌木的小花园里，晒着太阳，听布谷鸟唱歌。我热切地祈祷上帝能满足我们的愿望，这是他能赐予我们的最大快乐。

鞋终于做好了。我们庄重地凝望着这双鞋，它决定着我们的未来。父亲用手帕把鞋包好，出门了。我们坐在家里，等着他满心欢喜地回来。但他回来时却脸色苍白，怒容满面。他说，那位夫人连试都没试，只不过挑剔地瞄了一眼，说丝绸被浪费了，不能雇用他。“如果你浪费了你的丝绸，我也宁愿浪费我的皮子。”父亲说完，拿出刀子，把鞋底切了下来。想到在乡间生活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我们三个人都哭了。我想上帝还是不能轻易满足我们的愿望，如果那样做了，我就会成为农夫，未来的生活将和现在完全两样。从那以后，我常想，上帝是否就是为了我未来的命运，才不肯降福于我的父母。

父亲越来越频繁地在林中漫步，一刻也不停歇。他极度关注报纸上有关德国战事的报道，脑子里只有这件事。拿破仑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到成为纵横天下的领袖，正是父亲追随效仿的典范。丹麦与法国结盟以后，人们就只谈论战争了。父亲自愿去当兵，希望至少能混个中尉回来。妈妈以泪洗面，邻居们耸耸肩说没这个必要，出去吃枪子真是疯了。在当时，士兵的身份还很低贱，只是到了最近，在针对公爵领地叛乱的战争中，士兵才得到应有的荣誉。

父亲所在连队出发的那天早晨，我听见他兴奋地又说又唱。但我从他和我深情的吻别中，感到他心里十分焦虑不安。我当时正在出麻疹，军鼓敲响时，只能独自躺在床上。妈妈陪着父亲走到城门，一边走一边抹眼泪。部队开拔以后，老祖母来了，她温情地望着我说，要是我现在就死倒省事了。不过，上帝的旨意总是最好的。那是我记忆里第一个真正令我悲伤的早晨。

然而，没等父亲所属的军团到达荷尔斯泰因，战事就结束了。这个志愿兵很快又坐回到他的作坊里，一切似乎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依旧拿木偶用德语表演喜剧，因为我看到的演出只用德语。不过，我的德语实在叫人费解，里边真正的德语词只有一个“扫帚”，还是由父亲从荷尔斯泰因学回来的不同词语里边找到的。“我这趟远行倒叫你收益不小，”父亲逗趣地说，“记住，汉斯·克里斯蒂安，天知道你到底能走多远，做就是了。”但妈妈说，只要她在这事上还有说话的份儿，我就必须待在家里，不能像父亲似的把身体弄坏了。

他的身体确实很糟糕，他根本不习惯行军和军旅生活的艰辛。有天早晨，他醒来时有点精神错乱，谈论起拿破仑和战争，幻想自己接受了拿破仑的命令，正在亲自指挥战役。妈妈立刻把我叫醒，让我找人帮忙。不过，不是要我去找大夫，而是去找住在离欧登塞几英里远的“女巫”。到了那个女人的家里，她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拿出一根羊毛线，量了量我的胳膊，在我身上标了几个奇怪的符号，最后在我胸前放了一根细小的绿树枝。她说，这树枝和钉死主的十字架是来自同一种树。她又补充说：“马上沿着河边回家。如果你的父亲升天了，你还能遇见他的幽灵。”

想一想就觉得害怕，何况那时候我满脑子都让迷信、胡思乱想的东西占据了。回到家时，妈妈问：“你没遇到什么吧？”我的心扑扑跳着向她保证说：“没有。”第三天晚上，父亲过世了。尸体放在我的床上，我和妈妈一起睡在地板上。一只蟋蟀叫了一整夜。妈妈对着蟋蟀说：“人已经死了，别叫他了，是冰女把他带走了。”我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记得有年冬天，家里的窗玻璃上结满了冰，父亲指着一个形状像张开双臂的少女的冰花，开着玩笑说：“她一定是来带我走的。”现在，妈妈见他躺在床上，想起了他说过的话。这句话也刻在了我的思想中。

父亲被葬在了圣卡努特教堂墓地，就在从祭坛方向来的教堂门的左手边。祖母在父亲的坟上种了些玫瑰。在以后的岁月，这里还要埋葬别的人。现在，那些坟上，野草已经长得很高了。

父亲死后，没人管我了。妈妈外出做工，给人洗衣服。我独自一人在家，与父亲给我做的小剧院为伴。我给木偶做衣服，读剧本。我那时候长得又瘦又高，蛮难看的。头发金黄色，又浓又密。出门总不戴帽子，拖着木屐。

离我家不远，住着一位牧师的遗孀班克福德夫人，她与大姑子一起生活。她们很喜欢我，欢迎我随时去玩。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她家。这是我踏入的第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何况它真的给了我家的感觉。那位去世的牧师写过诗，在当时的丹麦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纺纱歌》可谓脍炙人口。我在《丹麦诗人略记》一书中，曾写过这位被我的同时代人忘怀的诗人：

纺线断了，纺车静止，

纺纱歌儿没有了声息。

青春的歌将很快逝去，

在那遥远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