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看过好几次电影《英雄儿女》。那个年月，有数的几部电影反复放映，我记熟了电影的故事，连电影插曲也会唱了。但这部电影的编剧是谁？因字幕空白，我不知道。有一次，一位从大城市来的插队知识青年告诉我，这是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作家巴金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工作的单位有一份香港《大公报》。那时，《大公报》是由国际书店发行的，每次寄来报纸，都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香港出版的报刊还有点神秘感， 因此，每次收发送来报纸，我就先打开大信封，仔细阅读。在副刊《大公园》，我开始接触到巴金的《随想录》。从此，巴金的文章就像一块磁铁，一直吸引着我。

我那时候的办公室，是十几个人共享的空间。我坐在靠门口的位置，收发员每天送报刊进来，顺便就放在我的办公桌。我是近水楼台，自然就先读自己喜欢读的。没想到，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说：“X老还没看呢，小卫就打开看了。”X老是我们单位刚退休的老领导，《大公报》是他在任时给单位订的。他是个老革命，喜欢读书学习，《随想录》也是他爱读的文章。退休后，他不常来单位。有一次，他刚推开门，看见我手上正拿着《大公报》，就说：“读，可以，读完把报纸放好。”事后我方知，是一位同事到他家汇报我的“僭越”之罪，他进门才有此说。我那时已读了巴金的几部小说和研究资料，记住了当年上海滩一些小报造他的谣时他采取的应对办法“不理”，我按巴金的办法，陆续读完他发表在《大公报》的新作品。

对书籍报刊的出版，我消息灵通。一位上海的朋友来，送我一册南京师范学院翻印的《随想录》，是以“文教资料简报”的名义，非正式出版物。这就是我的第一本《随想录》合集。北京的出版社陆续出版分册合集后，我见到就买，自己配套，有了一套版本不一却很完整的《随想录》。往后，《随想录》出了线装本、手稿本，还有另外几种版本，我就留下一种，为的是检索、阅读便利。

在《随想录》的总序中，巴金说：“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 ，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简短的总序，体现了巴金早期创作的愿望“把心交给读者” ，又体现《随想录》的核心思想“说真话”。如果从巴金的思想轨迹溯源，《随想录》受卢梭的《忏悔录》和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影响。年轻时，巴金去法国留学，读过卢梭，崇拜卢梭，每天在巴黎拉丁区散步，围着卢梭在先贤祠的塑像转。《忏悔录》的大胆真率、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暴露，震撼年轻的巴金。晚年谈到卢梭时，他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卢梭“是18世纪全世界的良心”。卢梭的真率和赫尔岑的深沉，是巴金《随想录》的基因遗传。

整个80年代，巴金的《随想录》、冰心的《想到就写》、孙犁的《芸斋琐谈》《耕堂读书记》交相辉映，南北呼应，形成散文界的黄钟大吕。这些可敬可爱的老作家对过去生活的反思、批判 ，是苦难的祖国修复创伤、重新出发的时代强音。

《随想录》开篇，首先关注现实的社会现象。日本电影《望乡》放映，刚从“左”的思潮里走出的一些观众不适应，认为是“黄色电影”。巴金读了剧本，看了电影，写了两篇谈《望乡》的随想，对日本人民曾有过的不幸表示同情，针对中国观众的不同意见表达了自己对这部优秀作品的看法。《随想录》有一篇带引号的“结婚”，写的是上海谣传巴金要再婚。巴金与萧珊的爱情生活，老一辈文学界的人都了解。萧珊病逝后，骨灰盒就放在巴金床头，夫妻情深。但是，城市里小市民的趣味，总爱给名人的头上安排点事儿，连朴实寡言的巴金，也编造他要“结婚”了。

《随想录》的150篇文章我很熟悉，曾圈点几篇经典的作品向朋友推荐，分别是：《怀念萧珊》《小狗包弟》《怀念鲁迅先生》《再忆萧珊》。还有一篇未收入合集的，是《怀念从文》。巴金和沈从文是老朋友，但在性格、文学观上迥然不同。有一张老照片，是巴金来北京住在沈家，两个年轻朋友的合影。那时他们多年轻！1949年后，沈从文命运多舛，巴金却成为文学界代表，经常出国，四处采访，写新人新事，对新生活充满热情。沈从文去世前，诺贝尔文学奖要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的消息很多，而且消息很可靠。同为作家的巴金看到老朋友在香港出版的煌煌巨著《中国服装史》，说沈从文“不声不响地做自己的工作”，后悔自己“浪费许多时间”。

>>作者简介：

卫建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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