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

〔英〕班国瑞 刘宏 著

贾俊英 译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这是一部深入研究“侨批”和“侨批”贸易的起源、结构、特点与运作的经济类著作，作者讲述了这种制度化的机制和跨国家的政策是如何帮助那些背井离乡、四海为家的家庭生存、发展的。侨批是华侨移民史、创业史及广大侨胞对所在国和祖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的历史真实见证，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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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王赓武

我很高兴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影响了数以万计海外华人移民生活的机构“批局”的整体历史概况。众所周知，来自中国南部省份的闽粤华侨经常会给他们的家人汇款，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在汇款的同时他们也会附上家信。这是他们向国内的亲属展示自己在国外的情形，同时也了解国内家里情况最为普遍的做法。虽然早期有关华侨的研究中提到了这一情况，但当时并没有研究机构尝试收集这些现在被称为“侨批”的资料，侨批这种涵盖海外华侨及其与中国联系的主要社会数据来源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然而，近年来，广东、福建两省的地方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粤东潮汕侨乡和珠江三角洲以西，江门-五邑等地对此尤为重视。我开始遇到一些学者，他们正在收集能找到的所有侨批，亦开始在中国和国际会议上介绍他们的调查结果，以强调这些随汇款而来的信件如何在偏远村庄影响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的非凡故事，而这些偏远村庄本来就与席卷全国的现代化浪潮相隔绝。

班国瑞与刘宏两人查阅了迄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侨批的藏书和中文资料，并重新分析了它们在华人移民史上的重要意义，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该研究显示了汇款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关键领域实现了现代化。他们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侨批”和“批局”与当地文化价值体系紧密相连，虽然该制度利用现代银行与邮政服务技术的进步帮助其发展，但它们仍旧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模式。作者通过这些论述，阐明了中国适应性的关键特征，即利用最新的交通和传输方式的同时并不丧失本土特色优势。

在我的前半生中，“侨批”文化依旧存在。这部著作唤起了人们对侨批贸易中仍与华侨生活相关部分的记忆。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长过程中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侨批”还存在着，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政府的政策改变，侨批贸易开始逐渐消失。侨批贸易面对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时所展现出的弹性令我震惊。

关于“侨批”，我清楚的记忆来自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我记得在我的家乡怡保（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一群群代写信件的人坐在树下，用粤语和顾客沟通，帮他们代写汇款凭证和家信内容。我家来自中国的另一个地区，我的母亲每月通过当地银行汇钱回家，并自己写信。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我必须学会阅读和写作，这样我就永远不必依赖别人来为我写作。

抗日战争期间，侨批业者推动爱国集会，筹集大量捐款用以支援重庆国民政府。在我的印象中，资金是通过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寄送的。我记得有一天我母亲告诉我父亲，她的朋友们怀疑其中一些钱落入了不负责任的官员手中，那些官员并没有对他们收到的款项作出说明。母亲的朋友们认为，为大众服务的“侨批”机构比中国官员更值得信赖。

许多年后，我在马来亚大学读书时，汇款这个话题出现在我的经济学课程中。1951年，托马斯·西尔科克(Thomas Silcock)教授开始为我们讲授东南亚华人企业家的课程，提及侨汇对中国华南发展的贡献。我们看到的是基于中国政府使用的官方数据所得出的估计值。西尔科克教授着重介绍了华人在满足实际需求方面的创造力，以及他们如何设计出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体系。我已经记不起他对华人使用的方法了解多少。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毫不掩饰地钦佩中国人如何在任何他们能看到利润的地方都展开竞争，以及中国人如何经常遭受他所说的“过度的企业家精神”的指责。回过头来看，我注意到当时还没有提到家书，而家书是最能体现维持华人处事方式及其文化根源的载体。

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东南亚华人时，没有人提到“侨批”，在现存的文献中也只有几处提及。在我之前的认知里，汇款是通过普通邮件或银行寄出的。直到我读了这本书，我才了解到，这个侨批系统的某些部分当时仍在运行，并且每当中国大陆与海外的沟通被切断或者当新的障碍出现致使他们的联系变得低效或不可靠时，这一系统继续提供宝贵的“后备”职能。

我于20世纪70年代访问厦门大学时，意识到“侨批”制度对侨乡生活的重要性。林金枝教授对我讲述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50年代为大学收集的“侨批”，以及这些“侨批”信件是如何丢失或损毁的故事。他强调这些信件对闽南侨眷家庭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及他对收藏的“侨批”目前已经荡然无存的深感遗憾。

中国改革开放后，对于侨乡的研究热度日益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广州的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者借助当地图书馆收集的“侨刊”，让人们注意到汇款与附带书信之间的联系。当我在1996年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听到了从事潮州与客家社群研究的同事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侨批”制度，也了解到了在江门-五邑粤语区系统收集侨乡书信的工作开展情况。

但是，自“侨批”贸易产生到一个多世纪的扩张和调适，到它在几十年前被逐步淘汰为止，仍然缺少对侨批历史的系统研究成果。班国瑞与刘宏两人的潜心研究有效地填补了这部分的遗漏。他们仔细分析了最新的收藏资料和侨乡学者的成果，他们的研究不仅描绘了华南“侨批”现象的全貌及其与慈善事业的微妙联系，还提供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经历的启发性比较。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全球视角来看待“侨批”体系，并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之处。此外，两位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当前对华人机构体系的研究忽视了确保其弹性和有效性的深层文化根源，使得研究陷入困顿，这一点或许是最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

>>作者简介

班国瑞，英国卡迪夫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除了出版多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专著之外，他对欧洲华人和东南亚华人历史也有深入研究。

刘宏，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陈六使讲席教授、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