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卓别林唯一亲笔自传，一部笑中带泪的剖白之作。

卓别林出生于伦敦的一个演员家庭。父母在他三岁前就已分开。父亲在年仅37岁时因酗酒过量去世，母亲则长期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卓别林和他的同母异父兄弟雪尼在贫民习艺所里度过了童年的大段时光。年仅十岁，他就加入了童伶舞蹈班，开始了职业演艺生涯。他参与了卡诺剧团《福尔摩斯》一剧的巡回演出，并成为舞台明星。他随剧团去美国巡回演出期间，被基斯顿电影公司雇佣。在他的第二部电影短剧《威尼斯儿童赛车》中，他创造了极富盛名、深受喜爱的“流浪汉”形象。很快，他开始自导自演。为追求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收入，他先后又加入了安奈山、互助和第一国家电影公司。1919年，他与道格拉斯·范朋克、玛丽·碧克馥、D.W.格里菲斯一同创立了联美电影公司。其后发行了大师级作品《巴黎一妇人》《淘金记》《马戏团》《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等。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卓别林的事业陷入低谷，他本人一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1952年，他迁居至欧洲，此后导演了最后两部电影《纽约之王》和《香港女伯爵》，同时完成了这部自传。

他的婚姻和情感生活风波不断，最终他于1943年与乌娜·奥尼尔（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之女）结婚，与其育有八个儿女。1972年，他短暂地访问了美国，领取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1975年1月，他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不列颠帝国勋章，并获封爵士。1977年圣诞节，他在瑞士沃韦辞世。

卓别林自幼即被家门口路过的舞台名角吸引，并立志成为演员。他饰演的流浪汉一角被视为影坛传奇，这部自传讲述的是银幕背后的故事：伦敦南区贫苦的童年、初次登台的经历、为争取拍摄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失败的婚姻、从好莱坞的逃离，以及个人丑闻。

《卓别林自传》

[英]查理·卓别林 著

叶冬心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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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威斯敏斯特桥通车之前，肯宁顿路还只是一条骑道。1750年后，才从桥头那儿新辟了一条路，直接通到布赖顿。这样一来，在我度过大部分童年的肯宁顿路上，就出现了一些建筑得很华美的房子，它们临街的一面都有铁栏杆围着的阳台，居民也许还在那上面看到过乔治四世驾幸布赖顿。

到了19世纪中叶，那儿多数的房子已经零落破败，改成了论间出租的住房和公寓。然而，其中仍有一些保持着原状，里面住的都是医生、富商和歌舞剧名角。每逢星期日上午，沿肯宁顿路，不时可以看到一辆时髦的双轮弹簧马车，在一幢房子门口停下，准备接一位歌舞剧演员去兜风；经过十英里路程的行驶，他可以远达诺伍德或默顿，回来时还要沿途停车，光顾各个酒馆，如白马酒馆、号角酒馆，以及肯宁顿路上的巨盅酒馆等。

我12岁那年，常常站在巨盅酒馆外面，留心看这些大名鼎鼎的先生跳下马车，走进酒馆休息室，那是歌舞剧名角聚会的地方；原来他们星期日回家吃午饭之前，习惯是要在那儿来上最后“一杯”的。瞧他们风头多足啊：身上穿的是格纹衣服，头上戴的是灰色常礼帽，钻石戒指和领带别针灿灿闪亮！星期日午后两点，酒馆暂停营业，于是这些顾客都一溜儿走到外边，彼此开一会儿玩笑，然后互相道别。这时候我总是出神地紧瞅着他们，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有的人大摇大摆地走路时，显出可笑的神态。

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那情景就好像是太阳隐进了云层一样。这时我才走向肯宁顿路后面不远处那排凄凉的破旧屋子，回到波纳尔弄3号，走上那道通向我家的小阁楼、摇晃得像就要倒塌的扶梯。屋子里的情景让人感到沮丧，那儿空气污浊，只看到桶里的污水和破旧的衣服。在我要谈到的那个星期日，母亲正坐在那儿向窗外呆看。后来，她转过身，衰弱无力地笑了笑。屋子很压抑，只略大于12英尺见方，并且看上去显得更小，斜倾的屋顶也显得更低。靠墙的桌子上摆满了脏盘子和脏茶杯，低矮的墙根那里恰够安放母亲那张给漆成了白色的旧铁床。床与窗之间是一个小火炉，床脚那儿是一张旧扶手椅，它被拆开了改装成一张单人床，我哥哥雪尼就睡在上面。但是，那时候雪尼出海去了。

那个星期日，屋子里的气氛更使人感到压抑，因为，不知道为了什么，母亲没有收拾屋子。往常，她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她性情开朗，兴致很好，而且年纪还轻，那时还不到37岁，她能使那间寒碜的阁楼显得十分舒适。特别是在冬天的星期日早晨，她总是让我在床上吃早饭，我一醒就看见小屋子里收拾得挺整齐，小火炉里的火烧得挺旺，炉台上的水壶热气腾腾，火炉围栏前放着一条鳕鱼或一条熏鲱鱼，这样她烤面包时鱼就不致冷了。母亲喜滋滋地出现在我身边，屋子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开水灌进陶制茶壶时发出柔和低沉的声音，我看自己的漫画周报：这一切是我在一个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享受到的乐趣。

但是，那个星期日她却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望着窗外。最近三天里，她一直坐在那个窗口，显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我知道她很烦恼。雪尼出海了，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信了，而母亲租来拼命做活计、挣点钱维持生活的那架缝纫机，已经因为过期未付分期款项而被收去了（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的）。我靠教舞蹈挣来补贴家用的每星期5先令也突然落空了。

我不大留意我们的经济恐慌，因为我们经常在那种恐慌中过日子；再说，我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对家中的烦恼事情很容易就忘记了。仍旧和往常一样，我总是放学后才回家，帮母亲做点杂事、倒掉污水并拎一桶干净水上楼，接着就匆忙赶到麦卡西家去，在他们那儿度过整个黄昏—只想到要躲开我家那间令人愁闷的阁楼。

麦卡西夫妇是我母亲在歌舞剧团内演唱时认识的老朋友。他们在肯宁顿路比较幽静的地方租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过的那种生活在我们看来是相当富裕的。麦卡西夫妇有一个儿子叫沃利，我总是和他一起玩到天黑，照例要被留下来吃茶点。那样流连着不走，我就叨扰了他们好多顿晚饭。有时候麦卡西夫人探询母亲的近况，问最近怎么没有见到她，于是我就托词掩饰一下。母亲自从生活潦倒后，就难得去看剧团里的那些朋友了。

当然，有时候我也待在自己家里，于是母亲就沏上茶，用烤肉上滴下的油煎面包，我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再读一个小时的书给我听，她读得非常好听，这时我就感到和母亲在一起很快乐，觉得自己待在家里要比去麦卡西家更好玩。

那天我一走进屋子，她就转过身来，用谴责的目光瞅着我。我看到她那副模样，不觉大吃一惊。她面孔消瘦，形容憔悴，眼睛里露出了一个人熬受着痛苦时的神情。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控制了我，我一时感到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又想要留在家里陪着她，又急于摆脱家中的一切烦恼。她愣头愣脑地瞅着我。“你干吗不上麦卡西家去呀？”她说。

我差点哭了出来：“我要陪着你。”

她别过脸去，茫然地望着窗外：“快到麦卡西家去吃你的晚饭吧——家里没你吃的啦。”

我听出她的口气是在责备我，但是我仍旧赖着不肯走。“既然你要我去，那么，我就去吧。”我最后勉勉强强地说。

她苦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脑袋：“好，好，你快去吧。”虽然我也曾央求她让我留下，但是她坚持要我走。看到她一个人留在那间可怜的阁楼里，我走的时候怀着负疚的心情，但是当时压根没想到，就在此后几天内，可怖的噩运就要降临在她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