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荐书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火炬计划”以来，火炬就成了中国科创的象征。放眼人类漫长历史，控制了火，我们才终于走出百万年的黑暗恐惧；掌握了电，人类得以摆脱衣食之忧，迈入现代文明；认识了无线电，人类才能跨入太空，进化为星际生物。创新之于人类，犹如黑夜里的火炬，照亮前路。从家到部落，从国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此火不灭，人类才能以梦为马，探索无尽的前沿。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落在两个重要维度上：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

创新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必然影响生产关系，需要友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激励机制。如何促进科技创新？如何提升产业链安全？创新的关键领域又是哪些？公共政策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问题成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问题。

本书从宏观、产业和金融三个层面试图对上述问题给予回答。宏观层面，本书探讨了创新的供给（研发投入和人才）、需求（国内与国际）和生态（区域与国家创新体系），剖析了经济增长中创新动能的来源。产业层面，本书聚焦数字、生物、绿色三大领域，探讨了产业链安全的关键点和创新潜力，包括整体制造业和物流的基础作用。金融层面，本书从估值、融资、投资等多个角度阐述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创新。

本书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对于公共政策研究者、实体经济的创新创业者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都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系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为境内外企业、机构及个人客户提供综合化、一站式的全方位投资银行服务。

▲《创新：不灭的火炬》，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2月出版

书  摘

总量篇

第二章  追赶者：五大画像看中国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石，也是人类认识、适应以及利用自然的重要依托，决定着各国生产创新的潜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改变我国在全球知识创新活动中长期处于“追赶者”的角色。这些投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是否已经改变了我国“追赶者”的角色，又能给未来发展带来哪些启示？以史为鉴，总结过往中国知识创新的利弊得失，是促进我国未来知识创新更好发展的第一步。本章以知识创新成果为导向，聚焦于学术发表和商业专利申请，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为中国知识创新的30年追赶史绘制出五大画像。

第一，中国知识创新的数量后来居上，领先幅度有望加大；与发达国家知识创新的“质量鸿沟”正在不断缩小。

第二，在全球知识网络中，中国的核心贡献相对较少，当前仍然存在原创性落后的硬伤。

第三，知识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强、学研弱”，高质量科技前沿企业稀缺阻碍前沿知识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第四，我国知识创新活动表现优异的领域往往是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这是创新发展的动力，但也可能对跨越发展带来约束。

第五，近年来，我国知识创新国际合作的增长势头放缓，特别是在学术合作领域与国际趋势出现背离。

上述五大画像表明，我国的知识创新活动正从原先的模仿和跟随逐渐向自主创新过渡，在部分领域我国甚至开始扮演“开拓者”的角色，然而这些画像也暴露出我国知识创新总体原创度仍然较低、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程度不高、国际合作不充分等问题。面对中国高质量发展需求和日益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我们更需继续保持“追赶者”谦虚的态度，围绕科技创新的“初心”建立知识创新体系的考核和激励机制，重视市场对知识创新的拉动作用，打造国内学术共同体，营造清朗健康的科创文化环境，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中国与全球知识创新体系的融合，从而为我国未来知识创新活动的更好发展打下基础。

第三章  研发：提高强度，改善模式

中国在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上，高度重视R&D活动的关键作用，每年R&D支出仅次于美国。如何投入R&D资源，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从投入规模看，目前我国R&D投入绝对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但在投入强度上与科技强国相比尚有距离。那么当前我国的R&D投入是否已经足够？从投入主体和投入方式看，不同主体适宜进行的R&D活动类型不同，厘清它们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改善我国R&D投资的效率。

本章聚焦于R&D的规模和强度、投入主体、使用方式三个问题，探讨中国R&D的有效模式。通过与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对比，结合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历史描述和文献综合分析，对我国R&D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在投入规模上，我国R&D投入总量高，具有规模优势。但基于我国长远经济发展目标和当前的国际局势现实，我国R&D投入强度仍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激进式创新”至关重要的基础研究。

从美国历史看，政府在R&D投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国家科技发展的瓶颈期以及高复杂度和长研发周期的产业上。当前中国也应重视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在一些亟须科技自立的产业上更要用好“看得见的手”。

在投入方式上，政府对企业研发的公共资助应更精细化地利用市场资源和政策工具。同时，我国企业对高校的研发资助效率欠佳，科研院所对产业的支持较薄弱，因此应进一步加强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R&D的强度和效率，本章建议：第一，努力拓展国际合作，吸收全球资源，增大研发投入规模；第二，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研发的补贴力度，综合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措施，以“撬动”企业的R&D投入和其他市场资源流入创新领域，特别注意多支持小企业、初创企业、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第三，政策设计要特别引导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各类科技计划应向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适当倾斜，执行过程中压实企业责任；第四，组织和鼓励产学研合作攻关，并采用积极的人才培养和吸引策略。

第四章  人力资本：育才引智

创新离不开人才，中国人才基础总量不小，但人均水平、质量、结构均有提高空间。根据OECD和联合国数据，2018年中国研究人员总量约为187万，领先于美国的143万，但是人均水平偏低，每千名劳动力中的研究人员数量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人才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关键行业尤为突出。国际研究机构的排名也显示中国人才竞争力整体还是远落后于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

人才体系供给侧三大问题影响教育体系，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人才体系供给侧主要依靠教育。中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直接降低了人力资本的质量，教培行业的发展加剧了这种不均衡，造成“消失的爱因斯坦”现象。城镇地区校外学科类补习参与比例是农村地区的两倍。而应试教育的强激励制度带来了对应试技能的过度投资，降低了科学教育质量，导致中国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相对较低。理论上，研究型高校可以发挥将人力资本转化为创新人员的重要作用，但行政化逻辑过重制约了其发展空间，比如不少发表过学术论文的科技工作者认同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达到职称晋升要求。

两大因素制约了人才引进。人才体系需求侧的人才引进政策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才流出比较多，虽然近年来中国海外学成人员归国渐成趋势，但是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还有220多万名出国留学人员留在海外。而且中国对“超级明星”类顶尖人才的吸引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有留美意愿的学生占比高达80%。究其原因，主要由两大因素制约：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环境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各地人才引进政策之间过度竞争，带来了过度承诺，间接加大了人才引进难度。

供需发力，教育与引进人才要双管齐下，美国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首先，美国以制度建设促进基础教育公平，推行“教育券”等机制创新。其次，美国高校自主多元，经费来源多样，并通过税收制度激励捐赠基金发展、教职员工遴选和晋升体系多元化，避免仅以科研论文数量作为单一考核标准。最后，美国通过以签证为代表的人才引进政策，以及建立以人为本、开放多元的留才环境来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政策建议方面，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提高人口的流动性，让更多的低收入者共同享受城镇化的教育福利，有利于提升公平性。适度减少研究型机构的约束，在考核评价、经费使用、课程设置等方面给予研究型高校更大自主权可以提升效率。在人才引进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用合理的机制统筹协调引进政策，降低代理成本。

第五章  大国需求：创新的优势、机遇与挑战

从直接的生产过程看，创新是科研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因此，没有人才这种高端劳动力，或者人才缺乏研发用的生产资料，创新是难以凭空产生的。问题是，创新过程不只是由0到1，还需要产业化。在从1到N的过程中，需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为例，其对小企业创新概念落地、研发试制两个前期阶段，主要采取在供给侧给予财政直接资助的模式，在此后的产业化阶段改为更多给予需求侧的政府采购合同扶持。美国1997年颁布的《小企业再授权法案》明确要求，政府采购金额中分配给小企业的比重不得低于23%。

大国需求的优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财富效应。规模经济：大国需求不只体现为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购买力规模庞大，既可以刺激生产侧“干中学”以促进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也可以有效分摊单位产出的研发成本，以增强生产侧的研发投入激励。范围经济：产品差异化是获取垄断利润的重要方式，需求多样性则有助于产品差异化策略的成功，进而激励企业提高创新投入。中国衣食住行等主要消费领域品牌CR3（行业集中度，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三家企业的市占率之和）均低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远多于美国，避免了细分市场需求总量不足对于创新的不利影响。财富效应：随着中国国内需求不断扩大、民众购买力的不断提升，海外留学人数与归国留学生人数之比不断下降，缓解了中国人才外流状况；与此同时，伴随着购买力的不断提升，消费者直接参与创新的比例上升，有助于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研发资源投入量，例如有些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消费企业。

在需求促进创新方面，我国面临新的机遇：数字经济与国际竞争。数字经济有望加速消费引导型创新：数字经济下，产品与服务结合更紧密，进一步凸显了本土需求重要性；大数据帮助企业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助力科技创新；数字化经济为消费者提供了消费品产品创新的新模式；数字经济降低消费者参与科技创新的成本，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参与创新的比重。国际竞争：对于大国创新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需求不只是市场化的国内消费，还有国际竞争需求，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的竞争，国际竞争将会催生对于科技进步的巨大需求，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变动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进一步发挥大国需求对于促进创新的积极作用，需要直面挑战，推动共同富裕与反垄断发展进程。共同富裕：富有阶层消费倾向较低，贫困阶层消费倾向虽高但购买力不足，研究表明壮大中产阶层有利于提升一国自主创新能力。中国收入基尼系数已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见顶回落，此后房地产泡沫推动成人财富基尼系数出现一波快速上升。对于共同富裕而言，当前或应更重视如何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问题，扩大消费基数。反垄断：垄断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通过减少供给的方式获取超额利润，这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另一个是通过价格歧视而非创新的方式来匹配不同类型的需求，不利于范围经济的实现。因此，反垄断有助于充分发挥大国需求优势，促进创新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平台经济是当前的反垄断重点领域，鉴于平台的双边市场特点与传统的单边市场有很大差别，我们建议：将研发投入强度作为评判平台垄断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对于平台企业以行为监管为主，重点增强市场可竞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