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桐乡乌镇严独鹤图书馆内的严独鹤铜像

严独鹤（1889-1968）先生是中国现代报业史上的一代名编、通俗文学的组稿人兼撰稿者。1914年起就在上海担任民营报纸《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编辑，1928年任该报副总编兼文艺副刊主编，1932年将副刊更名为《新园林》。上海沦陷后，日军进入租界，劫收所有报社。他拒绝利诱顶住威胁，乃至愤而辞职，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复刊的《新闻报》履职。1949年《新闻报》停刊，改出《新闻日报》，严独鹤被安排至上海新闻图书馆任副馆长。长达30余年的办报生涯终告结束，留下了丰硕的写作成果。

▲汉口路上的新闻报馆

仅在《新闻报》副刊“谈话”栏目，严独鹤几乎每天都要发表一篇短文，数十年如一日，多达万余篇，计数百万字。凡订阅《新闻报》的读者，对副刊上天天出现的独鹤之名，可谓尽人皆知，无人不晓。除了副刊上发表短文，在《新闻报》和其他报刊上还时有长短不一的散文随笔发表。他还写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发表于世界书局的《红杂志》（后更名为《红玫瑰》）和其他报刊上，长篇小说《人海梦》则连载于《新声》杂志上，可惜后来该杂志停刊，未能续完。此外，他还把经他之手发表的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改编成电影剧本供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可见他大半生跨界于编辑、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之间，可谓凡有所及，皆有建树。

▲《独鹤小说集》

严独鹤在青年时代已有《独鹤小说集》（世界书局1926年版）、长篇小说《人海梦》（世界书局1928年初版）等问世。但大量散文和副刊上的“谈话”栏言论，尚未及结集出版。其孙严建平先生也是副刊编辑出身（《新民晚报》原副总编），有着一脉相承的职业情结。他在祖父逝世半个世纪之后，与上海图书馆馆员祝淳翔合作选编了《严独鹤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梓出版。由此使上海现代报业史上一位大咖级人物再现风采，也令当代读者有机会目击他大半生的写作成果。

文集为三卷本，含小说卷、散文卷和杂文卷，但不予序次，以见编选者无分先后、平等视之。文集既为编选，就非全收。如短篇小说仅选六篇，散文、杂文更是舍多选少。编选者并不自作序跋，但每卷均有前人或今人对严独鹤其人其行其文的评述作为附录，以供参考。

▲《严独鹤文集》

严独鹤 著

严建平 祝淳翔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卷附录为世界书局总编、《红玫瑰》杂志主编赵苕狂写的《严独鹤君传》和《〈独鹤小说集〉序》。其传言及严独鹤“性嗜小说”，熟读中西名著。“故其所作，能融冶新旧，自成一家。散见于报纸杂志者至夥。然其意中，雅不欲专以小说鸣于时。居报界垂十年，每发表政论，多主持正义，尤为世所重云。”寥寥数语，既指出严独鹤对小说的情有独钟，又明言其更多致力于政论而为世人所重。严独鹤的小说颇多传奇色彩，人物的命运往往大起大落，从而导致情节跌宕腾挪，不刻意细节的真实。如短篇小说《留学生》里的吴轶尘，虽有真才实学，却因缺少资历难找工作，不得不投靠留洋回来的博士充当枪手，代写讲稿、演说稿和文章，只得到其十分之二的报酬。但当他得到师母的资助出国留洋回来，又搭上了关系，成为外交部次长的妹夫，便官运亨通，今非昔比，拒不接见远道而来的师母，并把原来与师妹的婚约弃之不顾。在命运由穷至达的过程中，人性非但没有升华，相反走向异化。小说从世俗价值观的偏颇，写到个人道德水准的大幅下降，寓深意于其中。

▲严独鹤与夫人陆蕴玉

长篇小说《人海梦》已发表三十三回，约35万字。作为一部长篇，无论规模之宏大，人物之众多，情节之丰富，意义之多元，自然超过短篇。《人海梦》继承了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传统，对清政府统辖下沆瀣一起的政界、学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刻画了王观察、方制台一类官僚顽固保守、老奸巨滑、假道学的丑恶嘴脸，揭示了社会的黑暗腐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讽刺小说。同时它也是一部革命小说，塑造了少年英杰华国雄的形象。他在上海求学时就阅读进步书籍，留学日本时又成为革命党的骨干。在武昌起义前，返沪与上海的革命党人做策应工作。小说也有言情和武侠的内容，实非其侧重之处。

1997年有研究者主编了一套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丛书出版，《人海梦》也列入其中，我认为是不妥的。因为《人海梦》更侧重于批判黑暗，塑造正面的革命者形象，而且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在封建时代末日到来之前，于社会、家庭、个人所发生的旧与新的冲突和蜕变。与一般被视为鸳蝴派的小说有所不同，与所谓“香艳小说”更不可相提并论。当年《人海梦》在世界书局初版时，封面上印有“社会小说”，这才是更恰当的归类。此外，《人海梦》有两回写梦，荒诞奇崛，喻指人海茫茫，变幻无常，颇具象征意味。我认为《人海梦》作为一部写了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世情小说，是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供大众欣赏的。

▲严独鹤题写的扇面

“散文卷”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编选者按其所涉分成十辑，读者自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按辑搜寻，各取所需。我读此卷时在想：严独鹤作为一位名闻遐迩的老报人，究竟有何切身的体会可以告诉后之来者？恰好在“报刊”辑翻到《谈谈报人》一篇。他说：“三十年来，我只勤勤恳恳做我应做的事，眼看世界上许多变化，一幕幕地在我面前表现着，也仿佛看了一幕极长的戏，而我就是一个替这戏写说明书的人。”就是说报人不仅是世事的观察者，而且是一个“说明”者。如果只看不予说明，就没有尽到报人的责任。接着他又谈了“做报人应有的态度”：一是“清”、二是“慎”、三是“勤”。仅此三点，言简意赅，要做到却并不容易。例如“清”指的是“保持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清洁的身”，否则“就不免有飞尘灰沾染上来，所以做报人的，保持清洁，是最重要的”。仅此数语，推而广之，就够各行各业的人遵守一辈子的了。

▲严独鹤当年为方汉奇题联

文集“杂文卷”的内容可谓无所不谈，只能按年代分辑了。所选杂文按年代归类，启发我想看看这位专为时代的多幕剧写说明书的老报人，在每个时代的节点上写过什么？在1919年5月10、11日两天的《新闻报》上他写到了“五四运动”，却以“滑稽闲话”为题，把章宗祥、曹汝霖大大开涮了一次。至5月21日又以《新测字：曹章卖国》揭露他们的卖国主义，肯定学生运动。1915年5月9日，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经过与日本谈判之后，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中的十二条内容。条约签订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举行纪念，誓雪国耻。严独鹤在10周年之际，发表《国耻纪念日特刊概言》，唯恐人们“淡焉若忘了”。在1930年代他发表过《抗日救国三字诀》《日本事变与中国前途》《五卅纪念》《一·二八纪念》等文章，痛斥日寇侵华暴行和批评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在1940年代，他发表《纪念碑》一文，重提当年的“八·一三”战事，肯定八十八师将在虹口建立阵亡将士纪念碑“确是最有纪念的价值”。他写《七七纪念》，提到“七七纪念是悲惨的，也是雄壮的。要大家想想，怎样才能使死者没有遗憾，使生者得到安慰”，对不良的现实环境提出了沉痛的批评。在《胜利两周年》中更明白指出“今日之下，连乍见高升的国际地位，已无形降落”，“更有谁保得住不野草重生，死灰复燃”。虽然他曾指出报人要用理智统制情感，但面对黑暗，他的义愤还是会溢于言表。这在《失败主义与贪污无能》等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严独鹤（左）与新闻报同事、漫画家丁悚合影

严独鹤作为一个主要在旧时代从业的报人，之所以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缅怀和尊敬，除了他的敬业精神、聪明才智和对中国报业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他不屈服于旧时代强权的压力。正如范敬宜先生在《独鹤可以不“独”矣》中所说：“无论是面对枪口的威胁还是利禄的诱惑，他都保持了一个中国报人的特操，不为所惧，不为所惑，大义凛然，一身正气。”诚哉斯言！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