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之地。作为曾经的远东金融中心，这里也留下了早期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志士的金融“履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在烽火岁月的历练中，顽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

中共一大的会议经费从何而来？人民币如何在上海开始流通？上海人的“工资袋”从什么时候变成了“工资卡”？……作为“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之一，《惊涛拍岸：上海红色金融》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推出，成为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全书聚焦申城红色金融发展历程中的人物与事件，通过“披沙拣金觅初心”“擂鼓鸣金燃烽火”“烈火真金迎光明”“其利断金整河山”“百炼成金看今朝”等五个篇章，勾画出共产党人在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开展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红色金融斗争和艰苦卓绝的摸索。

“革命需要枪杆子、印把子，更需要钱袋子！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大多是赤手空拳的青年后生，无家财继承，无固定职业，无收入来源，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作挣来的钞票，无异于杯水车薪。”今天，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系列活动之“上海红色金融与城市精神”在朵云书院·戏剧店举行，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市档案馆金融史料中心特约研究员黄沂海以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回顾上海红色金融初心与发展历史。

他谈到，陈独秀原本认为“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但因为一次被上海的法国巡捕抓获关进班房后得到共产国际重金保释的经历，改变了态度。

那么，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是通过怎样的金融渠道到达维经斯基、马林手中的呢？书中写道：通常的路径是，莫斯科方面先将款项汇至远东银行，再由远东银行汇入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这家苏俄政府开设的远东银行，无疑充当着资金汇划的枢纽站角色。远东银行总部设在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的哈巴罗夫斯克，服务宗旨即“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账户”。1922年，远东银行在中国哈尔滨开设了分行。

长途跋涉而至的金银宝物欲变成即刻流通的花花票子，绝非一蹴而就，往往要经过较长的周期，中国共产党早年活动急需的款项通常不能及时到位。陈独秀在1924年9月7日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 月份的经费。”

共产国际的“雨露滋润”，对于襁褓里的中国共产党的逐步成长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早期的共产党员克服重重困难，靠着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精神，使党的各项工作得以持续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费的不足，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色金融家与“初心之地”有何缘分？

黄沂海举例谈到，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共和国掌柜”陈云说过，“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根据情况办事，过去是‘小摊摊’，现在要搞大城市的‘大买卖’”。

陈云坐镇打响经济“三连炮”——第一仗“银元之战”。查封了投机分子聚集的汉口路的证券大楼，人民币重新回归市民的经济生活。第二仗“棉纱之战”。陈云下达了12条指令，大批棉花、纱布调运上海，源源不断向市场抛售，棉纱价格瞬间恢复正常水平。第三仗“粮食之战”。陈云再次出手，近至江浙周边，远至东北西南，掌握的周转粮食约有十几亿斤，集中抛售，平抑米价。

从毛泽东生前“点赞”几位银行家，到“金融儒商”资助进步出版物，再到人民币初登上海滩蕴含的一场“暗战”，上海金融里的红色基因贯穿始终。“谁能理解过去，谁就能理解未来”。上海正朝着“五个中心”之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奋进，“这一伟大目标在未来的必然实现，是与几代革命家与金融工作者的努力分不开的。为此，我们需要了解那段没有硝烟的战争，了解前辈们为上海发展做出的贡献。”黄沂海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