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我曾参与了接收中南海的工作。我当时在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做统战联络工作，随齐燕铭、申伯纯、金城、周子健等从西柏坡赶赴北平，为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到北平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首先接收了中南海，并对中南海的一些建筑作了初步勘查。这件事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毕竟是一段记忆犹新的亲身经历。现记述下来，以使后人了解这段历史。

赶赴北平

1948年10月1日，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时刻，在辽沈战役的隆隆炮火中，我由河北平山县的中共华北局党校直属班调至设在石家庄花园饭店的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做统战联络工作。当时，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一直在位于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中央统战部工作，主持交际处日常工作的是副处长高铁英。

1949年1月中旬，随着张家口、天津、塘沽等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进程也临近尾声。高铁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求交际处的所有同志即时投入到接收北平的准备工作之中。他还让大家清理个人卫生和物品，有条件的抓紧时间拆洗棉衣、棉被。他对大家说：“我们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走出了丛林山沟，要进城了，要去大城市接管旧政府建立新政权了，我们要给大城市的老百姓和旧政府的军政人员留下个好印象，尽快改掉不讲卫生和满不在乎的游击习气。”我那时还是个毛头青年，拆洗衣被的事干不来，只好用毛巾沾肥皂水把棉衣棉裤上的污迹擦了擦。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城防，北平和平解放。这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召见了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申伯纯、金城、周子健三位处长，要他们即刻行动，连夜出发到北平，为中央机关进京打前站。周副主席选派齐燕铭等人去北平打前站，是经过再三考虑的。齐燕铭早年生活在北京，毕业于中国大学，抗战时期曾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是党内不多的宏达博雅才子。1945年7月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时担任过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周子健是安徽人，1930年到北平读书，1937年赴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起，先后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科长、处长，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副处长、处长。申伯纯是北京人，早年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倾向革命后曾积极促成杨虎城联共反蒋。1941年被推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解放战争初期曾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任处长。金城是浙江人，1937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留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此后十年中任边区政府交际科长、处长，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者。

当日，申伯纯接受任务后赶回石家庄布置工作。2月1日上午，他率领我们首发小组乘坐一辆卡车赶赴北平，同车的小组成员有：郭西（人事秘书）、陈群海（保卫干事）、钟农、刘光、郑亮和我。另外，申伯纯和郭西夫妇的两个孩子也和我们同车。交际处其他同志则在高铁英带领下分批乘火车进京。车过河北正定，我们到华北大学带上了沙里、常捷、武治平、武再生、郭原等15位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他们一上车，就给车上带来了青春的激情和活跃的气氛，一路高唱革命歌曲，向着北平高歌猛进。当天夜宿保定。由于了解到前面路况不好，次日只好换乘三辆马车继续前进，深夜在北平丰台火车站休息。2月3日晨，北平军管会派一辆卡车接我们进城。

周恩来的电报

我们进城那天，正值人民解放军在前门大街举行入城式。接我们进城的卡车在前门大街打磨厂胡同一家小旅馆停下，下车后我们与部分乘火车先到的交际处人员会合。在申伯纯处长批准后，大家稍加洗漱就赶着上街观看入城式。

一出打磨厂胡同就是前门箭楼，此时的箭楼已简单布置成阅兵台，城楼周围和前门大街两侧挤满了欢迎的群众。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部队从永定门方向源源不断地涌向市区，走在前面的是装甲车、坦克车、汽车和骡马拉的各种火炮，接着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部队，再后边是一队队扛着各种枪械的步兵。受阅部队入城后，从前门箭楼右侧通过，随即拐进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曾是一些外国列强的驻华使馆区，平津前线指挥部有意安排解放军在东交民巷走一走，用意深刻。北平举行的解放军入城式，不但震撼了全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就像是一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令，深深地激励着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为新中国、新政权的建设竭尽全力努力工作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2月3日凌晨，齐燕铭、周子健、金城连同随行的十几位民主人士也从西柏坡赶到北平。他们刚一下车喘息未定，周恩来的电报便追到了北平。在北平市军管会，叶剑英一见齐燕铭就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转达给他，周恩来要求齐燕铭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中南海后来成为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址；而北京饭店则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地。

齐燕铭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与军管会及北平纠察总队接洽，准备接收中南海。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新旧政权交替很不稳定，我方入城的地方单位和部队很多，隶属关系复杂，进城后铺摊子占房占地的现象极其普遍。为防止意外发生，齐燕铭得知申伯纯带交际处的人已到北平后，马上通知申伯纯到六国饭店接受任务并立刻安排当天下午到中南海办理交接手续。

中南海里第一夜

2月3日下午3点，我们观看完解放军入城式后，正在前门大街牌楼西侧的华北饭庄吃饭，从齐燕铭处回来的申伯纯对我和陈群海说：“你们俩马上去旅馆取行李，随我一同进中南海。”我和陈群海随即取来行李，上了申伯纯从军管会带来的吉普车，向中南海驶去。

到新华门，见大门敞开并无军警守卫。我们沿南海西岸向北，径直驶达丰泽园大门口。下车后，见丰泽园门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子。我们随申伯纯直接走进丰泽园的颐年堂大厅。这时齐燕铭已经先到了，大家见面后，齐燕铭让申伯纯立即找公园负责人谈话。申伯纯出去不大会儿，带进一位50岁上下的先生，他进来后毕恭毕敬地向屋里的人点头施礼。申伯纯高声向他宣布：“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派来接收中南海的军管小组，我叫申伯纯，是军代表，这两位是陈群海和夏杰同志，其他同志随后就来。他们两人今天就不走了，请你给他们找两副床板，他们就睡在这里。”说完申伯纯将盖有北平军管会大红印信的公文交给了那人。那人静静地听完申伯纯的宣布后立即点头称是，并到屋外叫人去找床板，随后邀申伯纯到里屋谈话并办理交接手续。不一会儿，就有人为我们搬来床板和长凳，我和陈群海在大厅靠西墙处架起两张床，随即打开了各自的行李。接收手续很快办完了，申伯纯和齐燕铭将要离去。临走时申伯纯对我们说：“今晚辛苦你们了，明天会派郭西、郭原等同志来。你们是中央机关入住中南海的第一人，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住下后先初步摸一下中南海的情况，院里情况复杂，晚上注意安全！”说完他看了一眼保卫干事陈群海斜挎在腰间的手枪。

送走了两位领导，我和陈群海回到屋里。晚上睡觉前我们决定到外面走走。出了丰泽园大门，对面是瀛台小岛，北平的二月夜幕来得快，才下午5点天色已是一团暗黑，影影绰绰地只能看见岛上参天的古树和古建楼阁的轮廓。丰泽园门前不远处有条带花格高护墙的引水沟，我们沿护墙下的一条窄路向西漫步，边走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既生疏又神秘的房宅院落。突然，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顶上发出一阵响声，抬头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而过。陈群海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顶上了膛火，一手举枪一手打亮手电，厉声高喝：“什么人？站住！”房上的黑影见状惊慌失措地沿着屋脊奔跑，飞身翻出不远处的围墙。后来我们了解到围墙外是“四存中学”的校址（1957年中南海改建时这里成为中办机要局的办公区）。毛贼跑了，我们不便追赶，立即走进那处房门大开的屋中察看。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只见屋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许多书籍，仔细翻看才知道是些国民党当局查抄的进步刊物。我无意中从地上捡起一本石印的小册子，《毛泽东论辩证法》几个醒目大字赫然映入眼帘，革命战争年代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很难读到这样珍贵的著作，惊喜之余已经爱不释手。我征得陈群海的同意，将此书带回阅读。后来，这本书在交际处中传看，可惜不知传到谁手中再也没有归还。

回到住所，由于屋里没有生火，数九寒冬只能和衣而卧。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想到三天来从石家庄到中南海的经历；想到上午观看解放军入城式的宏大场面；也想到了眼前身处的中南海。据史料记载，历史上这里曾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御花园，史称西苑。1885年，50岁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绪帝重修西苑，作为她撤帘还政后的颐养之所。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后，慈禧发动政变，把光绪帝召到中南海的仪銮殿，剥夺了皇权并将他软禁于瀛台岛上。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把中南海作为他的行宫；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在这里成立“北平行辕”；傅作义进北平主政后又把“行辕”改成“剿匪总部”。饱经沧桑的中南海，在内忧外患的摧残中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眼下这处历史上的军政要地竟是城门洞开无人设防，难怪毛贼横行。看来我们的接收任务将面临许多困难。就这样，我和陈群海满怀思绪地在既寒冷又陌生的中南海里度过了进京的第一夜。

——摘自《百年潮》2010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