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1）是辛亥革命110周年，触发我浮想联翩，想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沉沉夜空，摧毁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创立了共和制，开辟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新纪元。谈到辛亥革命也让我联想起收藏已达数十年之久的两本《辛亥革命》名著：历史学家陈旭麓的《辛亥革命》和老革命家吴玉章的《辛亥革命》。两书虽同一书名，主题也是辛亥革命史，但他们叙述的视野內容和叙述手法却各具特色。

陈旭麓的《辛亥革命》是新中国第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思想撰写的史学专著

《辛亥革命》，陈旭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1版，封面

陈旭麓先生像

记得早在47年前的1974年春，笔者在上海历史研究所（漕溪北路40号）学习时就聆听过陈旭麓先生讲授过辛亥革命史。那年先生56岁，已是沪上知名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而我则是23岁的青年学子。那时疾风骤雨般的斗争形势已基本结束，但不要文化、不要知识，无书可读的现象依然弥漫于社会。但知识对年轻人犹如阳光和雨露，永远具有吸引力。因此青年学子有机会聆听名教授的课，犹如天赐福音，自然格外珍惜。

当年我们16位青年学员来自工矿企业和市郊农场，也有《文汇报》推荐的通讯员，笔者就是被推荐的通讯员之一。在历史所有机会聆听史学家杨宽讲授先秦史、方诗铭讲授两汉三国史、谭其骧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汤志钧讲授经学史、陈旭麓讲授近代史等学课，这是人生非常难得的学习机遇，也使我们中的多位学员终身爱上史学甚至改变了人生命运。听他们授课对我犹如久渴饮甘露，酣畅淋漓，饱享史学的美味佳肴。记得第一次课堂上见到陈旭麓先生的印象：长得天庭饱满，两眼炯炯有神，身穿蓝布中山装，一瞧便知他是个朴实端庄的师者。先生是湖南湘乡人，课堂上授课也操着浓郁的湖南乡音，使得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我，初听他的授课有点吃力，但这并不影响他授课对我的吸引力。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主要围绕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展开的，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辛亥革命史。为什么是辛亥革命呢？因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震撼力的大事件，而当年陈先生是辛亥革命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学者。我早年有一习惯，凡听课前总爱找相关读物先预习一下，以便听课时心中更有数。那次，我也先提前从研究所资料室借阅了陈旭麓所著《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1版），故而知晓陈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对辛亥革命有深入的研究，学术造诣非凡。《辛亥革命》全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渐次形成”“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斗争”“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取消”等五个章节，是一本极具学术价值的辛亥革命专著,被誉为“新中国第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探索和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名著”。因此我是怀着仰望名师的心情聆听他授课的，感觉他的授课内容犹如大珠小珠落入盘，悦耳动听，字字珠玑，入耳入脑，特有收获感。

那天先生授讲授辛亥革命，以事件爆发的时间为顺序而展开，即从1911年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讲起，叙述和讲授了同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及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湖北军政府的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的历史过程。后又转入武昌起义胜利，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的大好革命形势的讲述；在全国革命洪流冲击下，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组织斗争下，清政府被迫于1912年2月12日发布退位诏书。至此，历时两千余年的帝制在中国历史宣告终结。当年我在笔记本中还认真记下了先生对辛亥革命归纳的三点意义：一是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余年来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传来了“博爱、平等、自由”新气息；二是辛亥革命不仅在政治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成功，在经济上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有利因素；三是辛亥革命在古老的中国展开了民主革命运动，向旧制度进行斗争，也是对支持旧制度的帝国主义的打击。两条历史教训：一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帝国主义是帮助反动势力压制革命的，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敌人；二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可以说先生讲授得脉络清晰，有叙有论，有归纳有总结，一展名师风采，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先生长于探索和与时俱进，晚年的他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又深入考察了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以及不平等条约激起的社会变化。不仅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而且寻找出外部冲击引起的社会习尚的改变；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社会心态的变化，构建了新陈代谢的新史学框架，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有了深入的解读，又一次超越了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水平。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购入《辛亥革命》，再细读此书，发现书中难免有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烙印，但这不影响阅读和了解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来龙去脉和历史意义。在书中他纵横驰骋，上下求索，谈政治、话经济、说文化，引人瞩目。

我国现代诗人臧克家说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句话点出了人的价值高低之区分。陈先生早已驾鹤西去，距今也有33年之久了。但许多人还在读陈先生的书，与他有过交往的人，还在继续谈论和怀念他。这说明他的学术思想和人品，依然感召着人们，让人感到他似乎不曾离去，可见陈旭麓先生学术思想之卓越和人品之高远。

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是一本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撰写的回忆录

《辛亥革命》，吴玉章著，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1版，封面

吴玉章先生像

《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1版，卷前有吴玉章撰写的《论辛亥革命》一文，其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和论说，充分肯定“推翻君主专制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指出辛亥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正文标题：《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全书有“甲午战败，震动人心”“维新变法，昙花一现”“同盟会的成立”“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武装起义的失败”“暗杀活动的风云”“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铁路风潮”“荣县独立”“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二次革命失败，继续追求真理”等，共计23个章节。吴玉章在书中以辛亥革命亲历者口吻，讲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背景和演绎过程，又以细腻说辞描绘了所见所闻及参与辛亥革命活动的事迹，也巧妙地折射出吴玉章的人生。因此，吴玉章这本辛亥革命回忆录，既是辛亥革命回忆录专著，也是一本自传体专著，具有较高史料和文献价值。

吴玉章是孙中山先生同时代人。他1878年生，四川荣县人。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190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谋强国之策。接受民主革命思想，1906年加入同盟会，也是广州起义、荣县独立、武昌起义、二次革命等重大革命事件的亲历者，因此他也是最有资格撰写辛亥革命史的作者之一。1905年，我国革命运动处于高涨时期，迫切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在当时的中国，会党、教门之类的组织，显然已经过时，不能担负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责任；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那时还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只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出现，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且事实上，那些略具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革命小团体，如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已先后存在，当时的问题，只是如何把它们联合起来，使其具有更为明确的纲领和更加统一的行动。同盟会的产生，恰好完成了这一历史的使命，因此，它可算得是应运而生的。因此，同盟会的产生，不仅使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有了自己的政党，中山先生还赋予其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甲午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才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在甲午战争后渐趋活跃，孙中山等人也在甲午战争后开始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我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思潮的激荡而前进的。此书可贵之处是吴玉章以亲历者感受和见闻叙述了广州起义、武昌起义、荣县起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说到同盟会成立后，先后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屡挫屡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广州起义。1910年11月，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海外槟榔屿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出任总指挥。吴玉章是广州起义的参与者，其记道：“为筹措经费，孙中山先生亲自到海外华侨中去募集。各方募集的结果，约得20万元左右。为储备军火，派了几批人向好几个国家去购买。我一到香港，就被分配到日本去负责购运枪弹。”吴玉章在购运枪弹中遇到了多次风险，并千方百计将军火秘密运入广州。1911年4月27日午后5时半，广州起义爆发了。黄兴亲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攻总督府，却遭遇大队敌军反击，黄兴负伤奋勇杀敌，且战且走，直到剩下他一个人，才撤离战场，后以牺牲喻培伦、林觉民等86位革命志士的代价，宣告起义的失败。事后吴玉章在总结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时深刻的说道：这次起义“志士们虽然英勇无比，但是，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单纯军事行动，终于无法避免其失败的命运。这就是广州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晚年的孙中山历经反复革命起义的实践及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深刻认识到革命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笔者认为书中对领导荣县起义和独立的叙述特别精彩。广州起义失败后，吴玉章辗转日本、上海、重庆后回到了故乡四川荣县。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和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在荣县宣布起义。吴玉章率队打开了县的牢房，释放被捕革命党人，驱逐清官吏，成功地说服了荣县的乡绅仕宦，高举反清大旗脱离清朝，随后，又在荣县署衙内召开各界人士会，吴玉章在会上发表演说“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宣布荣县独立，成立军政府，行使军、政、财、文大权，建立了荣县首义政府。荣县宣布独立比武昌起义早了半个月，因此，它的影响很大，成为成都东南革命军的反清武装斗争中心。这也充分展现了吴玉章是个具有政治组织才能的干将，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位优秀组织和领导者。

在书中吴玉章对武昌起义的叙述也是严谨鲜活和见解独特。他说自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以武汉为中心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对武昌起义的爆发原因，史学界存在见仁见智的分歧，有学者认为是偶发事件；吴玉章则坚定地认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他一方面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而四川沸腾的铁路风潮和带有全民性的武装起义更是促使武昌起义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两湖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有效活动又是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吴玉章通过对当年外部全国宏观大形势和内部两湖革命党人做宣传工作成效性的分析，精准解析了武昌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革命者长期扎根湖北，瓜熟蒂落的必然的结果，澄清了历史真相。武昌起义的胜利，最终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吴玉章是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定信仰和追随者。1912年元旦正式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吴玉章受孙中山之邀，出任总统府秘书处负责人，协助中山先生处理政府事务。他淡泊名利、忠于职守，与中山先生共进退，并参与二次革命，对袁世凯倒行逆施作坚决的斗争，维护共和制，不断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时期，他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5年48岁的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并参加北伐。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他革命信仰不动摇，遵循党的指示赴苏联学习和工作。1938年回国参加民族抗战，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以花甲之龄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1945年，任中共代表赴重庆出席政协会议，次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出席开国大典。1950年2月，出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直至1966年12月12日去世。毛泽东同志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充分肯定了吴玉章为革命、为人民“一辈子做好事”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