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翟东升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深耕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多年，对于货币与金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以及美国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独到见解。在最新著作《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的中国治理》中，他运用其多年来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战略思想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的发展与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翟东升表示：世界格局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美式全球化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有进就必然有退，并且这种进退是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的。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张，世界进入了美国独霸的时代，但如今，美国深知，要想继续稳坐世界中心的位置，只有守住科技与金融霸权。因此，从2010年夏开始，美国在科技、经贸、资本等各个领域与中国加速脱钩，原本互相嵌入的世界市场体系正逐步分裂为两个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体系。

另一方面，“美式全球化”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由华尔街、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企业所分享，其他群体却成为利益的受损者，比如英美等国的蓝领阶级，30年来他们的名义收入并没有太大增长，这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如今在美国内部，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的背离，也是“美式全球化”发生逆转的重要原因。

翟东升在书中坦言：21世纪世界的基本面貌，既不取决于中国的美好愿望，也不取决于美国的一意孤行，世界格局的最终走向，还是要在中国、美国以及若干重要的参与者之间多主体博弈之后，形成一种新的均衡。平行时代的到来既为中国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机会之窗，也对中国的治国理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看到的是，强国之路，并非坦途！面对前进路上的种种难题，大国需有大治。

▲翟东升

大胆地拥抱平行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全球化逆转将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刻舟求剑型思维。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中国是靠美国的帮助才发展起来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开放本身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足，开放度与人均GDP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东亚发展道路中的开放，其主要价值在于有力地促进了各自国内的改革，中国的国内改革也往往需要“以开放促改革”。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

假如沿着此前的“美式全球化”道路走下去，融入美国权势所塑造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能够实现？我认为那是缘木求鱼。

在印度神话中，世上每个人都是梵天神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他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会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储备美元是有代价和限度的，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却可以是无穷的，与无穷相比，再大的一个绝对值其实都接近于零。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就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二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许多人夸大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却不了解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其天然的结构性缺陷和增长天花板，更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美式全球化”给中华民族及其执政党带来的长期代价和政治安全风险。

我经常跟我那些信奉全球化的朋友说，追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从中牟利，如同从一个高息揽存的庞氏骗局中投资获利一样。你贪图的是他付给你的利息，他看中的却是你的本金。

▲《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的中国治理》

翟东升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和平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大多数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2012年之前，融入美国体系仅30年，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某些人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如果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可能是存疑的，更不用说社会的稳定了。每念及此，尽管我自己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分享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但内心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主动为“美帝”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从而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利的叫醒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大国竞争的格局很可能再次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或者说“半球化时代”。在两个平行体系相互竞争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局部的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本文摘选自《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的中国治理》一书自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