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奇异莫名的照片，揭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一部历久弥新的经典，折射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一书前半部分从1937年日本政府公报登载的一幅错误的“毛泽东”照片入手，追寻外界逐渐认识中国革命领袖的历史过程，以及其间所发生的误解、巧合与蓄意隐瞒。后半部分则致力于复原《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过程与版本流变，详细梳理了它在中国、苏联、日本等地的历史命运，澄清了后世对于这一名著的诸多误解与不实指控。

作者石川祯浩系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著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革命与民族主义，1925—1945》等书。在本书中，这位近代史名家抽茧剥丝，一步步揭开日本政府公报上的“毛泽东”照片之谜，探索中国革命领袖的形象由模糊而清晰的过程。同时复原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传播与版本流变，解读经典何以成为经典，何以历久弥新。

《“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

[日]石川祯浩 著 

袁广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戎（Jung Chang）曾出版《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2005 年，本书简称《故事》），主张《红星照耀中国》在出版前曾经过毛泽东审查并被迫修改，因而令世界哗然。该书充满狡辩和强词夺理，严肃的历史学家自然不会信以为真。但是，张氏坚持把毛泽东描写为独裁者，言之凿凿；而面对那些无法验证的“阴谋”、似是而非的“秘密资料”，人们似乎极易被征服。这些都使张氏该书至今仍受到热捧。

关于对提高、确立毛泽东的声望厥功至伟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成书过程，《故事》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把重要的情报和完全虚构的内容混在一起讲给斯诺听，斯诺完全相信了，他评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率直、无心计、纯洁……许多人都被这些完全欺骗了。毛泽东小心上再加小心，还检查了斯诺写的所有东西，并加以改正……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谈到这些背景，反而写到毛泽东“从来不加任何检查”。

按此说法，斯诺不仅完全被毛泽东改善自己形象的谋略所欺骗，而且竟然抛弃记者应该坚守的原则而接受了毛泽东的审查，还隐瞒了接受审查的事实；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红星照耀中国》的价值， 从其执笔时起就需大打折扣。实际上，日本也有些作家、记者对《故事》独特的叙述方法和解释囫囵吞枣、不辨真假，煞有介事地说毛泽东曾检查过《红星照耀中国》，斯诺上了他的当、被他当枪使了。

斯诺的确曾请毛泽东检查、确认过采访记录。但必须指出，对此，他在书中并未隐瞒，而是坦承无讳。为什么要请毛检查？因为斯诺的采访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如前所述，斯诺的中文连日常会话都勉强，而毛泽东的湖南方言口音又很浓重，双方无法直接沟通；斯诺读写汉字也很困难，对方写下来也读不懂。

因此，重要的采访自然都通过翻译（采访毛泽东时，翻译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进行，斯诺做笔录，然后请人把英文笔录译成中文，再请毛泽东本人确认，以期准确传达毛的主张。对此，《红星照耀中国》记述道：

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按照翻译所翻译的那样〕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 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

考虑到采访的许多内容都与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有关，极其敏感， 因此，毛泽东“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而要求检查采访笔记，毋宁说是理所当然的；而对斯诺而言，既然采访需要跨越语言障碍，则在采访过程中请毛泽东确认自己的记录是否有误，也是必要之举。这种做法，一般不称之为“审查”。更何况，虽说《红星照耀中国》中借助翻译采访的部分的确曾经过采访对象确认，但全书逾半内容是斯诺回到北平后用英文写成的，共产党方面要在出版前对这一部分进行检查是不可能的。

当然，要说毛泽东等人对斯诺的稿件全然无意事前检查，恐怕也不是事实。因为斯诺曾说：“有一两次毛泽东要我在他们的区域内写出对他的采访文章来”；但斯诺称那样做得不到出版社和读者的信任，坚持回北平后再动笔，毛泽东最后也表示同意。也就是说，作为记者，斯诺坚守了自己的立场。此外，毛泽东自传部分，毛本来希望使用第三人称（即传记体），但《红星照耀中国》依然使用了第一人称（即自传体）。自传体当然更显真切，但斯诺后来披露，他这样做，事先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为证明毛泽东“检查了斯诺写的所有东西，并加以改正”，《故事》还举出另一个证据，即北平的斯诺于1937年7月26日写给延安的韦尔斯的信。就在战火日渐迫近的情况下，终于写完《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却从韦尔斯处收到共产党有关人士的传话，希望他能删除部分内容。对此，斯诺甚为不满，回信说：“不要再给我寄人们希望更改他们〔中共干部〕生平的便条了。……如此下去，那么多东西被砍掉，读起来真像《恰尔德·哈罗尔德》（Childe Harold）了。”所谓“恰尔德·哈罗尔德”，指英国诗人拜伦的游记体叙事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斯诺是在讽刺，假如采访部分删除过多，《红星照耀中国》就变成游记了。

多年后，韦尔斯将其采访记录整理后出版了《延安采访录》，上述斯诺的回信也收入其中。由该信可知，1936 年，斯诺采访的几位共产党人，曾要求斯诺暂时不要发表，其中有周恩来和陈赓。二人的要求，通过尚在延安的韦尔斯转达给了正在执笔《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

为什么要推迟发表？一切都因为，较之1936年夏秋采访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国共关系走向在1937年夏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周恩来和陈赓都与蒋介石因缘颇深。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在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部主任，顶头上司就是校长蒋介石。陈赓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具传奇性。他也曾在同一时期任蒋介石的侍卫参谋，而且在战场上救过蒋一命；后来在国共两党对抗时期他曾被逮捕，但或因蒋介石念及旧恩，陈不仅免于死刑，而且竟能够越狱逃出樊笼。

面对斯诺，他们谈得比较自由、随便，甚至不避讳对蒋介石的揶揄和嘲讽。但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开始协商，情况因之大变；到了1937 年春夏，共产党干部被禁止发言冒犯蒋和国民党，否则将被视为破坏统一战线。所以，周、陈一年前对斯诺讲过的话，无论如何不能公开发表。

在转达共产党方面的要求时，韦尔斯建议斯诺要认真对待，而斯诺也在权衡利弊后，接受要求删除了相关内容。比如，关于周恩来，斯诺曾于同年3月9日在伦敦《每日先驱报》上发表过他采访到的周恩来的生平，其中写道，蒋介石鉴于周恩来的影响太大，未能将他赶出黄埔军校；但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却不见此类与蒋有关的记述。至于陈赓，《红星照耀中国》原本单立一章述其生平，但交稿前该章被临时删除；直到1957年《红色中华散记》重新收录该章，陈与蒋介石相互救助的传奇经历才为世人所知。

不探讨当时的具体经过、时代背景，而仅抓住斯诺曾接受共产党有关人士取消发表的要求，就得出《红星照耀中国》曾经过毛泽东审查的结论——《故事》的这种逻辑，与该书其他叙述方法一样，完全是强词夺理。实际上，比如斯诺回到北平后的1936年12月，毛泽东曾通过海德姆传话给斯诺，希望修改、删除采访记录（已登载于11 月的《密勒氏评论报》），但斯诺却并未理睬。可见，他的立场是，发表过的东西，即使采访对象有要求，也绝不答应修改；这足以表明，在事关记者的职业操守时，斯诺是从不妥协的。

不过，《故事》的评述——毛泽东只把精心准备的内容告诉斯诺，而天真的美国记者信以为真，照本宣科，以充满热情的笔触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为共产党抬轿子——换个角度和立场看，似乎也有那么几分道理：但那唯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成立，即把毛泽东没有如实讲述置于道德是非观之下加以衡量，认为没有说实话是有悖于伦理的行为。

在历史研究中，以及在传媒界，毛是否说了实话或者是否说了全部实话，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甚至一般不被视为一个需要严肃处理的问题。因为，假如看不透采访对象的真实意图，对其叙述全盘接受，只能证明记者不成熟；因此责备采访对象避谈于己不利的内容，是没有道理的。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本身存在一种“博弈”的关系。

总之，斯诺在韦尔斯等许多人帮助下，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采访。三个月的采访结束时，斯诺把相机和未用的胶卷赠给新结交的共产党朋友陆定一，请他拍了好照片寄到北平，然后就踏上了回程。斯诺似乎期待他拍一些采访期间未能谋面的朱德的照片，但据说后来收到的照片上却是盛开的鲜花。或许，相机就得用来拍美丽的物品，是中共党员的朴素观念吧。斯诺在“红色中国”生活三个月，对这些中共党员产生了极大好感。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其感情、价值观不知不觉间倾向采访对象，这种情况，现在称作“融洽”（rapport），过于接近则称为“过分融洽”（over rapport）。而斯诺通过其特殊的采访经历，的确曾有过“融洽”，这是不可否认的。

共产党方面也有不少人对斯诺颇有好感，有些人还把用自己的相机（应该是从土豪、地主那里没收来的）拍摄的照片以及日记送给斯诺作参考。反映共产党在瑞金时期、长征时期状况的照片十分罕见，现存该时期的照片，许多都是斯诺从陕北带回的。

就这样，斯诺带着“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 等，于10月12日离开保安。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正在不断向陕西集结，以替代不愿进攻共产党的张学良部。两广事变解决后，国民党内已经不存在反蒋势力，蒋介石于是再次组织大规模“围剿”，试图消灭最后的敌人共产党。毛泽东担心战事一起就再无可能越过封锁线，因此反复催促刘鼎安排斯诺离开陕北。已经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的张学良部则准备了卡车，将斯诺捎到了西安。

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发动兵谏、动用部队监禁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则发生在12月12日拂晓，亦即斯诺结束在“红色中国”采访的两个月之后。正在整理采访记录、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得知此一消息，想必非常震惊。

——摘自《“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