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革命者》中， “赵纫兰落泪追思李大钊”的片段，凭借真挚的情感流露在映期触碰了很多观众的泪腺，演员佟丽娅的自然细腻却又极富感染力的表演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西郊民巷的京师看守所李大钊被施以绞刑，妻子赵纫兰在悲痛之中眼前再度浮现丈夫的身影，赵纫兰虽面带微笑却又难以自控的泪流满面，她明知看到的都是幻象，却深陷这种往日的幸福不可自拔，思及这样平凡简单的幸福今后却只能出现在回忆里，便更难抑制内心的悲痛。
在这段将近1分半的片段里，佟丽娅哀痛凄婉的演绎令人心碎，她笑中带泪的表演方式更是将赵纫兰内心复杂纷繁的内心状态进行了精准诠释：这份笑中伴泪，既是甜蜜的怀念也是撕心的苦楚，也是对往昔的不舍留恋，也是对革命未来的憧憬祝愿。
镜头里的她穿着粗布衣服，原本正在低头做针线，可是忽然间，她似乎看到了先生回家的身影，眼中充满了惊喜。
可是就在下一个瞬间，她就清醒了。
先生已经遭到刑决，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幻觉罢了。
如梦初醒，下一秒，泪水就这样夺眶而出。
这是电影《革命者》中的片段，在电影里面佟丽娅饰演的是李大钊先生的妻子赵纫兰，满眼的热泪和坚强的微笑混杂在一起，让无数的观众为之动容、跟着落泪。
这一场戏后，佟丽娅久久没有缓过神来，她起身抱着李大钊的扮演者张颂文痛哭。
那一刻，她就是赵纫兰。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李大钊先生的名字和事迹， 在很多书上或者影视作品里，这样的革命者都是以一种坚韧不屈的形象出现，他们可以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而《革命者》这部电影，它不仅让我们知道了李大钊先生对早期中国革命的热忱与奉献，也还原了他与妻子赵纫兰的伉俪情深。
电影《革命者》是围绕李大钊先生牺牲前38小时的所思所想展开的，李大钊先生被捕后曾经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了一份两千七百字的《狱中自述》，这份自述里面提及了自己的革命报复，还有一些误导敌人的信息。
其中还有这样的一句：“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是的，这里提及的“内人”，就是妻子赵纫兰。
赵纫兰，比李大钊大了5岁，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出生在1884年，她的父亲善诗文，所以给她取《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中"纫兰"二字，她的长相和名字一样，和兰花一样高贵，清秀。
1889年，同村的李家也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大钊。李家和赵家刚好是世交，长辈们也就产生了让孩子们联姻的想法。
可惜好景不长，李大钊的爸爸在李大钊出生前就因病过世，妈妈在他不到一岁半时就撒手人寰了，李大钊只好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在1899年，10岁的李大钊和16岁的赵纫兰，就结为年少夫妻了。赵纫兰就叫他的小名“憨坨”，李大钊则管赵纫兰叫“姐”。
丈夫只有10岁，在这样的环境下，赵纫兰嫁入李家，就注定了她漫长的辛苦付出。
在最开始的日子里，责任与亲情占据了赵纫兰的全部。她不仅要干活，而且要照顾起李大钊快七十岁的爷爷和瘫痪在床的奶奶，还要叮嘱10岁的“憨陀”要认真学习。
李大钊读中学时，爷爷病逝了，本身就微薄的家产，又被无良的亲戚哄抢。当时李大钊曾想过要不自己退学做工养家吧，赵纫兰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他中断学业，“逼”着他回永平府中学堂继续念书。赵纫兰相信，要读书，才可能有出息。
一年后，李大钊又一次想要中断永平府中学的学业了，而这一次，赵纫兰却选择了支持。
原来，当时的的李大钊明确了救国之志。他决定去天津报考北洋法政学堂，因为那里的新式教育理念更加符合当下。
后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李大钊却没有去找工作供养妻儿，他反而想出国留学。
没接受过教育的赵纫兰其实并不理解丈夫口中的“家国存亡”是什么意思，但她知道丈夫是在做一番大事业，自己要做的，就是要支持他。
赵纫兰为了李大钊的学业，放下面子与邻居周旋、向亲人借款，并典当家产。大概三个月后，终于凑齐了钱，让李大钊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求学，一去便是三年，随后他又开始忙新文化运动的事宜，和丈夫分离三年，这三年的时间，自己就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她对丈夫也丝毫没有怨言，她知道丈夫干的事儿才是大事儿，是关乎我们民族未来的事情。这一年的八月十五，多年没有回家的李大钊也终于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看着丈夫的样子，赵纫兰心里五味杂陈，心里的激动，劳累都化成了泪水，一时间喷涌而出，李大钊也深知妻子对这个家的付出，也理解妻子的煎熬和劳累，但是自己也不得不为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远离家乡，没有国，哪里来的家呢？
中秋过后，李大钊再次离开。
回到北京，创立了《甲寅》杂志，夫妻二人以不同的方式忙碌着，只是仅仅过了半年，赵纫兰因为劳累过度而病倒，李大钊知道后也急忙从北京赶回了乐亭老家，看着丈夫推门而进的那一刻，赵纫兰心里也露出了笑容，丈夫也终于可以在家里陪伴自己一段时间了。
李大钊深知，妻子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而自己却什么也没做，在家期间，他无微不至照顾妻子的起居，煎药，做饭，照顾孩子，也做了次家庭主妇。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这短短四十天的时间里加深里一步，李大钊也知道里这些年来，妻子对于这个家的辛苦付出，而自己对于妻子的付出却太少太少。
后来，李大钊学成归国，成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后来又被聘为教授，他也把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北京定居。
在外人看来，年纪原本就比李大钊大、文化学历也不高的赵纫兰此时似乎已经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李大钊距离越来越大了。乡里人的闲话在赵纫兰的耳边回响着：“当心他以后不要你这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小脚太太了。”
可是李大钊用实际行动让妻子赵纫兰放心，始终和妻子相亲相爱。
李大钊始终记得妻子的喜好，无非就是晚间休息，以炕为妙。为了让妻子更习惯于北京的生活，于是他亲自动手，垒砖上灶，为妻子砌上一炕。
在北京居住的期间，家里常有人来家里拜访，穿着简陋的赵纫兰穿忙里忙外，常常被人误认为是保姆。
好几次之后，李大钊怕妻子感到不开心，于是当再次有客人来到时候，李大钊就会帮妻子换上得体的衣服，然后再“隆重”的把她介绍给客人：“这是我的妻子。”
那时的李大钊是一个月薪200大洋的“金领”，按理说可以养活一家人了，可是每每到了月底发工资的时候，李大钊拿回来的钱总是非常少。
赵纫兰忍不住地问了一下，才知道丈夫不仅接周济生了很多生活困难的穷学生和穷工友，他还每月会从自己收入中拿出80元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
李大钊对穷苦大众的倾囊相助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他却大方到连自己的家庭都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家人也只能饥一顿饱一顿。
彼时的赵纫兰也是没有抱怨，她就默默地在背后想办法，处处从简，做饭连油都省着用，好让家中的经济不那么紧张。
是的，赵纫兰就是这样的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李大钊的理想，用一餐一饭去理解包容，做丈夫最坚强的后盾。
在闲暇的时光，李大钊也开始教赵纫兰认字，给她说革命理论。他和她畅想未来，希望等到和平的一天，可以安心去过神仙眷侣的日子。
可是，这一天，他们没有等到。
从1924年开始，危险就在李大钊周围，吴佩孚更是下令通缉李大钊，李大钊只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了妻子，面对敌人的逼问，赵纫兰守口如瓶，面对敌人的枪口仍旧镇定自若，面对敌人的跟踪，自己更是智勇双全，敌人也只能悻悻而归。
对丈夫，赵纫兰始终放心不下，经常给丈夫写信，李大钊告诉她"要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而焦虑，我今后没有时间照顾家庭了，你要振作精神，抚育子女......"赵纫兰知道丈夫放心不下自己的家庭，自己也是丈夫唯一信任的人，唯一让他安心的人，也从丈夫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对事业坚定的决心，她也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工作。
1927年4月6日，赵纫兰和李大钊及其子女都被逮捕，在狱中，夫妻二人见了最后一面，即使李大钊身陷囹圄，赵纫兰仍从丈夫的眼神里看到视死如归的信念，赵纫兰也更加坚定，更加支持丈夫。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两次提到妻子赵纫兰，从15岁嫁给他，自己因为要完成学业，家里所有的担子都要妻子来承担，因为家贫，难以维持学业，也都是妻子节衣缩食，辛苦经营，靠典当，帮助自己完成学业。替自己尽孝，给祖父母养老送终，
在李大钊的字里行间，都是对妻子的感恩，他为有这样一位妻子而感到慰藉。
在狱中22天，4月28日，李大钊在被害，当天，敌人将赵纫兰一家放出来，此时的她刚生下小女儿才三个月，
1933年5月28日，赵纫兰在悲痛、操劳和思念中随丈夫而去，当时她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可以葬在丈夫的墓旁。
他们是包办婚姻，是娃娃亲，可是无论李大钊先生走了多远的路，读了多少的书，他始终对于自己的妻子爱护有加。
她大字不认识一个，“李大钊”三个字却认得清清楚楚。
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在万安公墓修建，赵纫兰的灵柩随爱人迁葬到陵园，墓碑上的镌字也，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为“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是的，这样称呼她，不是因为她是李大钊的妻子，而是因为她用毕生证明了自己对丈夫事业的支持，为彼时的革命献出一份力量。
赵纫兰同志，是对这位杰出女性最确切的称呼，而革命者这个职业称谓，是对她的贡献，最好的定义。
图文综合自 百家号 一颗红豆的胡言乱语 腾讯新闻 北青网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邵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