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青年演员、同龄偶像的演绎，如今的年轻人能够感受到百年前先贤们“心中有理想，眼里有光芒”的形象与气质。

近些年重大主题影视创作可谓是渐入佳境，在保证数量的同时其质量也趋向于精益求精，不时有精品、高峰性作品的出现。然而，由于重大主题题材自身的特殊性，其创作内容无法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展示。当耳熟能详的故事遭遇重复的叙述，创作极易落入雷同化的窠臼之中。而且对于当下年轻观众群体而言，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是一种亲身经历，也不是一种熟悉的记忆，而是距今百年的陌生往事。因此，如何通过创新性表达摆脱窠臼之困、形成独特的品味，如何在光影想象中弥合一个世纪的时代差距，实现当下对过去的回声和共鸣，成为创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献给建党100周年的电影，《1921》另辟蹊径，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影片以微观视角介入宏观讲述，对1921年建党前后社会历史进行“横截面”式呈现，讲述了首批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中担起了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革命前途焕然一新的故事。影片并将悬念叙事与正剧叙事相嫁接，对都市景观与宏大场面进行整体性复原，拓展主旋律的类型化之路，挖掘主旋律的吸引力感染力，从而革新了重大主题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惯例，实现了重大主题题材创作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表达。

宏观与微观视角：构建差异化建党图景

在《1921》之前，《开天辟地》（1991）、《建党伟业》（2011）等以“建党”为核心事件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虽然数量不多，但部部可圈可点，有的注定会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留得下的经典之作。

《开天辟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建党为背景的影片，以似编年体纪录片的方式回顾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至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这一段历史进程，致力于客观而全面地呈现建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建党伟业》不仅继承了前者“史诗式”的宏大、全景视角，更对叙事时空进行再拓展，生动详尽地描绘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至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这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鲜明生动的历史人物群像。

与此同时，近些年，由于主旋律题材影视剧对年轻观众群体的重视与日俱增，强调“年轻化”“接地气”创作面貌成为艺术家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因此也便诞生了更多不落俗套的叙事视角。例如火爆网络的《觉醒年代》便是以《新青年》杂志作为叙事切入点，通过描绘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的流变过程，自然而然揭示建党题材影视剧核心主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必然性。

珠玉在前，《1921》必须寻找到一个呈现建党图景的“差异化”视角，方有可能在众多重大主题题材影视作品创作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同于《开天辟地》和《建党伟业》，《1921》别具匠心，首次将“微观”叙述视角提升到与“史诗式”的宏大叙述同等的地位，并试图将二者有机结合，找到最大平衡点、最大公约数。影片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多线叙事线索从北京遍布至广东，从国内跨越至到日本、欧洲。但其间绝大部分的历史呈现仅通过饱含情感的蒙太奇段落加以简要介绍，大量笔墨被用来描摹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横截面”，即1921年一群进步青年在上海开天辟地的史实。这种宏大、全景视野中“小处落笔”的微观视角，高度浓缩地展现建党历程，既避免了“建党”题材作品的雷同化表达，又使其得以与经典作品相互补充，形成巧妙的互文叙事。这为创作者保留更多的笔触去展示历史细节、刻画人物性格，从而打开更加真实广阔的时代视野的同时，也弥合了先贤们与当代年轻人之间的“百年之距”，与观众之前的相关观影经验形成互动、互补，产生独具魅力的观影体验。

《1921》里的人物群像可谓“烟火气”“生活感”十足：无辣不欢的毛泽东，新奇玩哈哈镜的刘仁静、邓恩铭、王尽美，约会贪吃冰淇淋以致腹泻错过中共“一大”的周佛海……先贤们生动得宛若年轻观众身边的普通朋友、同学、邻家大哥。因此，当他们展现救国救民之勇气和理想时，其披荆斩棘的英雄精神并非以“被动教化”而是以“滋润渗透”的形式为当前年轻人所乐于接受，自然而然从情感认同走向价值认同。

悬念叙事与正剧叙事：拓展主旋律的类型化

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强调史实确鉴，言必有据，然而仅仅依靠取决于真实史实的正剧叙事容易致使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最终固化在单一化的创作模式中，既成不了“历史教科书”，也成不了独具情感魅力的艺术作品。但若令虚构人物贯穿全片，将其制作成情节片、动作片，乃至悬念迭起的惊险片，也存在令观众眼花缭乱、感到虚假和“过度娱乐化”的风险。因此如何在讲述中协调、整合、平衡重大主题电影创作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戏剧性和真实性、悬念叙事与正剧叙事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1921》在此亦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创作团队将重大主题题材作品的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置于本位，从文献资料中挖掘到适宜进行艺术化处理、类型化改造的真实事件。

本片引人入胜、具有强烈“陌生化”效果的日本、欧洲两条线索便是创作人员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去世界各地深入挖掘建党前后的珍贵史料的成果。他们从日本警视厅档案资料里找到了日本特高科曾计划破坏“一大会议”、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接到过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进行警戒的信息等鲜为人知的记载，并且在创作中将这些“历史证据”进行了悬念化叙事处理。

由于观众并不了解这些“历史证据”，当他们看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遭遇欧洲反共势力和日本督办双重监视，遭遇上海巡捕的紧追不舍的追捕；发现日本督办不仅监视着国际代表，也打探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与此同时来沪日本共产党员的同党亦在暗处准备反戈一击……枪声何时响起？结果究竟如何？错综复杂追捕关系、扑朔迷离的间谍活动极大地挑起观众的观影兴趣和担忧心理。此外，与悬念叙事相伴的追逐打斗、追踪监视、枪战暗杀等戏剧性情节，高潮迭起，不仅极大增强了影片情节上的吸引力和观赏性，亦生动揭示建党路途之艰难险阻，每一步都是生死曲折，每一步都是悬念迭起。

都市景观与宏大场面：发掘主旋律的吸引力

《1921》在视觉呈现上也颇有特色，其对老上海景观的完美复建，对历史事件“大场面”的影像呈现，皆源于创作团队对无数细节的严谨把控和对真实历史质感的追求，而这份执着亦在作品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中得到回报。

上海这座城市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拍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故事绕不开上海。但不同于其他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对上海空间的呈现，《1921》尤为强调它在视觉层面为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带来的震撼与满足。为了打造老上海的质感，剧组不仅1:1搭建了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等上海石库门老建筑，更以上万盏灯泡复原了“夜上海”景象。上海作为中国独一无二大都市，一直令无数人心驰神往。1930年代袁牧之拍摄的《都市风光》展示上海现代而摩登的一面，车水马龙的街道、人潮迭涌的电影院、酣歌醉舞的舞厅女郎……吸引无数群众前去上座观影。如今《1921》再现彼时上海之都市风光，不仅满足了现代人对历史的感性想象与观影快感，成为主旋律作品“类型化”改造过程中的最佳伴侣，由此黝黑街道上的霓虹幻彩成全了一场优雅而又刺激的追逐戏，游乐场里的人声鼎沸掩盖了一场匆匆到来却又无疾而终的暗杀危机。

影片中出现的历史大场面以中国共产党首次领导的千人大罢工场面为最。为了生动重现这一宏伟场景，创作团队分工默契，黄建新负责把控全场，郑大圣则在现场严抠所有演员的表演细节；为了演绎出罢工持续了二十多天的状态，演员们一遍遍重拍，喊口号到青筋暴起、声嘶力竭；为了避免微弱瑕疵影响整体感受，从集会工人每一句口号的紧凑程度，到镜头里群众演员的神情状态，都被一丝不苟精细设计着。当演员们饰演的党员及工人代表，高举标语，高舞旗帜，群情激昂，发出正义的呐喊时，观众很难不被这宏大景观、及其蕴含的昂扬的时代情感、革命精神所鼓舞和感动。

《1921》竭尽全力协调、整合历史文献真实和艺术审美真实之间的平衡，既保持革命历史应有的凝重感、悲怆感和纵横感，又试图以轻语态、大众化的方式满足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的多样化、精致化的观影趣味、文化需求，实现重大主题题材影视创作在当下社会的新表达、新探索、新拓展。

这一创新性表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当下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为党的百年华诞唱响礼赞之歌。但根本目的正如导演黄建新自己所言，“希望通过我们的创作，可以让更多青年了解这段历史和这些历史人物，也希望能够让他们产生一点思考，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青春是更有意义的，作为年轻人能够为国家做点什么。”

《1921》召来青年演员“半壁江山”，其中不少是当红偶像。这不仅仅只是基于市场和票房的考量，更是希望通过这些青年演员、同龄偶像的演绎，如今的年轻人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百年前先贤们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的伟岸形象和精神气质，感受其积极昂扬的青春感与少年感，以实际行动践行“青春之中国”“少年强则国强”。

《1921》中每每与李达对视的小女孩令人印象深刻，在影片最后，她又以当代红领巾的身份出场，这一角色设置直白地揭示创作者的创作初心：在这跨越百年的对视中，年轻的后辈们应当继承先贤们敢为天下先的热血精神，收获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决心，让子孙后代享受更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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