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2020年而来，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不仅在票房表现上跑出了领先姿态，更在人际间日益晕开明亮的社交色彩。 （海报）

大面积降温的工作日，两张照片在微博上被热议了许久。十多位大连海洋大学的师生志愿者，给在宿舍楼隔离的学生们运送防疫物资，顶风冒雪，艰难前行。除了“致敬”，许多网友的评论里都带着一句可爱又暖心的话，“送你一朵小红花”。

跨越2020年而来，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不单单在票房表现上跑出了领先姿态：上映八天后票房过九亿元；它更在人际间日益晕开明亮的社交色彩。影片里两位抗癌少年彼此鼓励的“小红花”被观众“带”出了影院，潜入了生活。“小红花”在每个人珍视的童年记忆里被重拾，成为今天代表小小奖励的意象。它被网友献给奋战在抗疫前线的英雄，被年轻人相互赠与在早起工作的途中，被每一个你我致敬身边积极生活的人。“送你一朵小红花”，俨然严酷冬天里会心的温暖暗号，佐证我们同舟共济之路。

这般暖流深深触动着导演韩延，让这位80后确信，自己用温柔笔触描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以善意眼光凝视生活里的难处，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们拍电影或者其他文艺创作，都需要给受众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治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电影印证着它所在的时代，时代也造就并左右电影的表达。2020年是个极不平凡的年份。作为艺术工作者，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他选择在2020年将手中打磨了四年之久的剧本付诸拍摄，是因为内心被某些东西反复冲撞着——“这种感觉促使我去表达，我想这就是时代的力量”。

对平凡人、朴素爱的真诚观照，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主义关怀

同在导演个人的“生命三部曲”之列，《送你一朵小红花》常被拿来与《滚蛋吧！肿瘤君》作比。两片相同之处，故事里都有与病魔殊死较量的年轻人，都有无畏的热爱。不同在于，前作出自真人真事，还有动人的漫画打底，电影向一个真实存在过世间的勇敢少女致敬，笔力集中，感人至深；新作从零开始原创，勾勒了韦一航和马小远两名抗癌少年命运相交的时光，也描摹他们背后的家庭、病友、陌生人，由点到面，观察当今普通中国人的家庭，观察芸芸众生。

网上评价影片的催泪片段，有两处得到了高度认同。一处源自韦家父母，为了回答孩子那个最残酷的问题——“我不在了，你们会如何过”，他们用笨拙的视频录下了寻常一日。画面转到十字路口，绿灯亮了，观众随韦一航的视线目送父母穿过斑马线，直到背影完全没入人群，心里有根弦崩了。另一处的主角是老吕，刚失了爱女的父亲枯坐路边痛哭，一份不期而至的外卖暂时唤醒了他。袋子里有份牛肉饭，是他一直舍不得吃却总用来哄孩子的说辞，点单人署名“女儿”。

这两幕都在韩延心头“滚”了许久。早在2016年“十一”假期的某个晚上，他便写好了过马路的戏，“痛苦属于留下的人，但离开的那一个内心也会有牵挂，不知自己的亲人会如何面对失去。韦一航的父母就用他们的方式，给了孩子一个答案，鼓励他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导演说，这是寄托了理想化的一种状态，暗示父母可以毫无痕迹地融入普通人；这也是无比忠实于生活本真的朴素爱，“韦家父母和我们普通中国家庭的父母一样，会鼓励孩子，会呵护孩子，也会把悲伤隐藏起来”。这一段，他写完后直到开拍也没再改动。陌生人的外卖同样是点滴生活的折射，是导演在北医三院门口的亲眼所见。人来人往间，一个提着大包袱的身影不算起眼，他走出医院、坐在路边，看车水马龙。忽然有外卖小哥递来一份盒饭，那人四下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看到那一幕我就想，迟早有一天，我要把它拍进我的电影里。”

许多细部都是来自创作者对日常的真诚观照。垫桌脚的纸巾、墙上的“抗癌食谱”、父亲开完专车回家后迫不及待上厕所的身影、母亲在菜市场为省一毛两毛掰下的叶子……当这些画面在真实世界里有迹可循，观众自然会为之牵动情肠。所以，人们观看《送你一朵小红花》后被戳中的情感极为丰厚。有人为生命唏嘘，有人为友情、亲情、淡淡的初恋滋味或病友间的守望相助而感动，也有人为素昧平生者的同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个社会之所以安宁和谐，因为大家心里有爱，很多人默默爱着我们，我们也默默爱着那些陌生人，我们是个充满爱的民族。”韩延对这一点从未怀疑过，并想通过电影去传达，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特有的人文主义关怀”。

相信真善美，现实主义作品其实能治愈更多人

从情感上说，《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难免悲切的：两个本该在最美年纪绽放的年轻人，却时刻受着肿瘤、疾病复发、生离死别的威胁。疼痛的事、不容易的生活，还有少年身上“丧丧”的情绪，凡此种种，故事该怎样讲？

这个问题，韩延被问并自问了许多次，而答案未曾动摇。“从《滚蛋吧！肿瘤君》之后，我有一种坚持，不太希望拍那种得了病有多疼、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成寐的场景。”在他看来，那些东西无需赘言，真实的医院里时刻都在上演。他更愿意从另一维度来咀嚼苦痛，比如韦一航应如何从“上天不公”的情绪泥潭里挣扎出来，马小远的出现又是怎样激发了韦一航身上潜在的对他人的关切、对生活的热望。他希望用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开解那些已经或即将失去挚爱的人们。

影片里，少男少女高仿的环游世界被拍得尤其轻灵：他们跑冰库里假装在南极旅行，在建筑工地上体验撒哈拉，穿行于喷泉底下感受委内瑞拉大瀑布……“某种程度上，我是怀着对他俩深深的悲悯心来写这段戏的。”韩延记得，他甚至有那么一瞬想要故事停留在最美的地方，而最终往下推进，依然是出于表达者的追求。“这两个孩子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对着充满鱼香肉丝味儿的烟囱吹风，在离不开的城市里‘周游世界’，这些我们触手可得的情境、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他们而言别有意义。”这可能也会反向触动观众，普通人唾手可得的生活，是另一些人难以抵达的理想，珍惜当下、积极地过好每一天，便成为电影的画外音。

“我始终相信真善美的东西。”如是观点，源于生活的沉淀。刚毕业时，韩延在老师推荐下拍了部支教题材的作品。他视之为习作，却在两年后辗转得知，有位大学生就是在看了这部影片后离开城市去往大山，决心支教一生。他也曾看过一段视频：凌晨三点，两位清洁工结束一天的工作。在公交站台，其中一位掏出两支荧光棒给老伴儿跳舞，庆贺生日。他还体会了自己转变心情的历程，起因只是司机关闭了远光灯这一小小举动。

太多小而美的事滋养着创作者，又被他化用在创作中。对这位80后导演而言，他更愿意把创作者的本心视作现实主义的一种准则，“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保持干净的心灵去看待世界，这样拍出的电影才会治愈更多人”。就像电影的尾声，韦一航以为马小远离开后再也没人会送他一朵鼓励的小红花；突然，羊群路过，每一头羊身上都化开了小红花——这是生活的奖励，只要你主动迈出积极的一步，美好会不期而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