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地位无比特殊。陈独秀1920年4月入住这里，毛泽东等人曾慕名来访。同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昨天下午，在沪社科会堂举办的“四史讲堂”现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以“1920年，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启航”为主题，解读100年前上海红色足迹的地点。

他谈到，正是在这幢建于1911年的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民宅里，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

可以说，在上海较为集中的红色遗址区域，党的第一个组织成立地无疑是极为耀眼的历史印记，最能体现昔日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在渔阳里狭小书斋中，陈独秀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在此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型；《共产党》《劳动界》等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密切关联的刊物在此问世；陈独秀在此校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等……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中共酝酿革命、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产床”，上海这座光荣之城遍布了多个红色历史遗址，如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二大”会址、中共“四大”会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旧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中共中央文库旧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地、中央特科旧址等。

苏智良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近年进行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确认了上海全境内千处红色纪念地，汇成《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新近出版。

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多成片成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制图）

1000余处红色革命纪念地串起完整丰富的上海近代红色革命文化图谱，直观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对上海城市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上海城市史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第一手成果。

“上海的红色文化非常丰富，‘红色源头’特点鲜明。作为在近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上海吸纳着世界文化的精粹，也创造着推动上海和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潮流。而城市历史中的这抹红色，是近代上海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中必须列入的重要课题。”《初心之地》主编苏智良认为，对这一城市历史文化现象的解读，不仅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也需要对中国革命史、上海革命史、上海城市史进行深入学术研究和实地调研，以补充既有文献信息的不足。

讲座中，苏智良分析上海城市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提供可能的原因，重点讲述1920年前后活跃于老渔阳里2号、新渔阳里、三益里等地域空间内的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关键人物及其建党活动。他总结道，上海的红色历史上有十几个“第一”——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创办第一所干部学校、第一所工人学校，成立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传播革命理论，他们在上海创办第一份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发表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出版第一份面向工人阶级的通俗理论宣传刊物《劳动界》，创办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为了制定路线纲领，明确革命策略，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苏智良也谈到，上海的革命历史中仍存在有待进一步追问探索的地方。比如，关于毛泽东到底在上海哪个码头送别两批湖南青年赴海外留学的？他提及，学界对此有四种说法：第一种，是从虹口黄浦路、武昌路口的日本三菱码头（现为扬子江码头）上船，虹口的中共四大纪念馆中展示内容持该种说法；第二种，是在虹口的杨树浦码头上船，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中的《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兴起的原因探析》持该种说法；第三种，是从杨浦的黄浦码头上船，由上海杨浦区出版的《杨浦百年革命史迹》持该种说法。第四种，在汉口路海关码头送别。因此，还需学界继续讨论求证。

苏智良在宝山路403弄92号——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等住所前留影

如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苏智良结合寻访保护红色史迹的过程谈到，“身处初心之地，学界应该尽可能保护上海丰富的红色遗迹，哪怕有的地方消失了，我们可以通过一段段短视频，来展示这个地方曾经的革命经历，以多媒体方式留存红色遗迹。”因此，在项目成果呈现上，除了书籍，苏智良希望借助更多新技术，如未来公众可通过二维码与手机APP看到“消失的建筑”，回到曾经的历史场景。

据悉，“四史讲堂”系列讲座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地方志办公室、东方网共同主办，有现场讲授与线上直播两种形式，成为市民读者学习“四史”的活跃平台。

作者：许旸
图片：主办方供图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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