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简称“中央文库”）遗址位于上海市西康路560弄15号

这里是1935年2月至1936年下半年“中央文库”所在地。1932年下半年，中央委派陈为人负责管理中央文库，其妻韩慧英等协助管理。“中央文库”集中收藏着中共成立后10余年的大批文件资料。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陈为人与妻子装成富商家庭，将文件保存在家中。1935年2月，韩慧英在外出接头时被特务逮捕。为了确保“中央文库”安全，陈为人立即搬家，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高价租下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白色恐怖下，管理者陈为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能艰苦地独立支撑。

1936年下半年，陈为人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将“中央文库”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移交给其他同志后，于1937年3月13日因劳累过度病逝。

后来，“中央文库”几经转移，管理也数易其人。上海解放后，由陈来生同志将104包（16箱）15000余件文件完好无损地交给上海市委，后移送中央档案馆保存。

“中央文库”旧址已被拆，现为联谊西康大厦。

（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面对蒋介石高高举起的屠刀，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南昌城头，从井冈山麓出发，万水千山，前赴后继，奔延安，进华中，入东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千万公里地运动作战，最后夺取了全中国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伟岸身影投下的一个影子，一支神奇的小分队，容纳着核心机密的特殊战队——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简称“中央文库”，在敌人严酷统治下的大上海，在中共重要机关屡次遭遇重大破坏的恐怖岁月，两万余件绝密材料，屡次搬迁，惊险地躲过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侵略军的魔爪，艰难但安然无恙地坚持了二十几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这批记录着中共由幼小走向壮大的珍贵资料，独一无二的历史文档，反复在旧上海嘈杂的街头跋涉，单就物理距离而言，其历程长短，当然与人民军队征战的路途不可相比，但是，其间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的事迹、千钧一发之际爆发的智慧与胆量，让研读往事的后来者，敬畏而泪流不 已。

（二）

为了对“中央文库”经历的风险，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先简略介绍一下，两万余件、分装成二十多箱的珍贵文档，在反动势力铁笼般统治的上海滩，二十几年中艰险跋涉通过的主要路 径。

1926年至1927年，北伐战争接近尾声，上海处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交锋的第一线，当国民党即将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之际，依照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意见，为保护党的历史和秘密，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于上海戈登路（现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建 立。

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重要机关危机重重，二十余箱文件，紧急搬运至法租界恺自迩路（现金陵中路）一幢独立小楼，这是管理者张唯一的 家。

1932年，因为管理人改成陈为人、韩慧英夫妇，“中央文库”搬迁至陈家明月坊三层的独立小楼。其后迫于环境恶化，屡次搬迁，曾搬往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路）一位白俄的楼上。

1935年2月，“中央文库”的单线领导张唯一意外被捕，紧接着，机要交通员韩慧英也落入敌手，为防万一，“中央文库”紧急搬迁至小沙渡路合兴坊（现西康路560弄）15号的二层独立小楼，白色恐怖下，管理者陈为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能艰苦地独立支撑。

1936年到1937初，陈为人等人终于找到党组织。因为陈为人病重，“中央文库”转移到中共情报机关徐强、李云夫妇手中。

1937年，徐强将管理任务交给周天宝。周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广有房产。“中央文库”搬至法租界顺昌里7号的花园洋房。

两年之后，因为顺昌里的一场火灾，周天宝紧急搬运文件资料。其时，正值日军占领上海的严酷时代，“中央文库”反复辗转于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乃至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具体地址不详，一度还回到过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

1940年，“中央文库”管理者改为缪谷稔，文件搬运至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立小楼，后又搬至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即缪的家 里。

1942年，缪谷稔病重，陈来生接管。陈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在日本军眼皮底下，将“中央文库”搬移至新闸路庚庆里过街阁楼，后租下成都北路972弄3号西厢房，门面是面坊，阁楼上存放着文件资料。

1942年，国共谈判之际，谈判代表曾将四分之一的文件运往延安。谈判破裂，运送无法进行，陈来生继续在面馆阁楼上保护文件。

1949年9月，陈来生将全部文件送交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我很想绘一幅地图，将“中央文库”在上海的历程，清晰地标明出来。但在日军统治上海的黑暗岁月，二十来箱文档反复跋涉，具体地点已然不详，那就得绘成多次震荡的曲线，犹如红军四渡赤水的形势 图。

那二十多年，是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在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上海，中共在自己诞生地的各种机构惨遭破坏，无数共产党人牺牲在屠刀之下，地下组织的活动几乎停止，而中国共产党一批最为珍贵的历史档案，竟然能在这座城市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奇迹，不可思议的奇迹。

在阅读和思考中，我慢慢走向历史的深处，走向那些坚贞不屈的战士：在不为人知的昏黄灯光下，在被死亡与酷刑笼罩的牢房中，在上海街头嘈杂的喧闹中，他们顽强地无声地战斗着，誓与党的机密文件共存亡——不，是宁可牺牲自己乃至家人的性命，也要把珍贵的档案传递到其他同志的手中。

他们只求奉献，并不希冀什么。但是，我们忘记这些无名英雄，是可悲的。也许，参与这场没有硝烟战斗的战士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有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但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与奉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真实而可靠地保存下来。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奉献的无比可贵。当为无名英雄们请功的文件上报之时，毛泽东把文件里的“有关同志”亲笔修改为“有关人员”，意思十分清楚，不管参与者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甚至仅仅是伸出手来帮一把的普通市民，均应该受到奖励，他们将永远被我们刻骨铭心地牢记。

（三）

秋日的早晨，我来到上海西康路，为了寻访“中央文库”曾经的隐匿处——西康路560弄15号。八十多年前，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中央文库”紧急搬到此地，那时，此处的地名为“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这里，并不是“中央文库”的诞生地，早期遗址位于现在的江宁路一带。在“中央文库”辗转二十多年的行程中，合兴坊15号是相当重要的场所，我想到这里寻访遗迹，是在阅读关于“中央文库”的大量资料后，明白它的重要价值，在20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高层出现了顾顺章那样危险的叛徒之后，“中央文库”尚能生存下来，此处功不可没，是它守护党的最高秘密，躲过了严酷的时光。此处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因为其安全，被反复使用，直到日军全面占领上海，还曾短暂作为“中央文库”流转中的一个秘密据点。

西康路如今已经被改造得焕然一新，几乎难以寻找到当年的痕迹。除了新建的高楼大厦，就是正在拆迁之中的工地，老房子、老弄堂、老居民，都在静静地消失、消散。时间紧凑，我一时竟然没有发现西康路560弄15号的踪迹。由于许多小型建筑和老式房屋被推倒，修建了体型庞大的高楼，建筑物的门牌号码遂显得跳跃和凌乱。我在那个地带闲逛，一幢高楼的脚下，我发现了一处色彩鲜艳、建筑相当可爱的幼儿园，它的号码是“西康路588弄36号”。我想，当年不惜牺牲性命投身革命的战士们，心底存放着的奋斗目标，不正是为了孩子们脸上能绽放幸福的欢笑吗？

从1927年早春开始，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就降临上海，那时，“中央文库”刚刚建立。由于最初设立时的严密制度防范，“中央文库”与党的其他地下活动有严格的分隔，它并未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白色恐怖迅速加剧，共产党的机构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中央文库”及其管理者，也被笼罩在可怕的魔影之下。顽强坚持到1935年，代表党组织单线领导“中央文库”工作的张唯一不幸被捕。事发突然，张唯一甚至来不及发出报警信号，紧跟着，负责张唯一与“中央文库”通联的机要交通员韩慧英，也落入等候在张唯一家中的特务们的手爪。兵临城下，“中央文库”命悬一线。

“中央文库”的管理者陈为人，单兵作战，沉着应付危机。他相信自己的妻子韩慧英不会叛变，也相信久经考验的张唯一宁死不屈，但是，根据“中央文库”的管理制度，为保证机密档案万无一失，必须立刻转移。失去组织联系的陈为人，没有经济支持，也没有帮手，他伪装成阔气的老板，以每月三十银元的高价，咬牙租下合兴坊15号的独立小楼，随后，想尽各种办法，把几十箱文件，分散地搬了过来。其间的风险与艰难，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妻子韩慧英入狱，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需要陈为人照料。陈为人很快用完了仅有的资金，即使大人与孩子不吃不喝，那每月三十银元的租金从何而来？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陈为人难以获得可靠的援助。他想方设法，争取可能的扶持，一度甚至通过关系向鲁迅先生求援。最后，他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在乡下教书的妻妹韩慧如。韩慧如的出现，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获得一线生机，暂时脱离了绝境。韩慧如不但担负起照顾三个孩子的责任，让陈为人得以专注于文档的整理，她随身带来的300银元的积蓄，也支撑了相当长时间的合兴坊的租金。在如此危险的环境里，每天深夜，陈为人躲进密闭的屋子，在昏黄的灯光下，细心整理几十箱材料，把零散的文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体现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专业精 神。

他们终于坚持到韩慧英出狱，坚持到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恢复了联系。严酷的环境，夜以继日的工作，彻底摧毁了陈为人的健康，党组织派人接过了管理“中央文库”的重担，并且把陈为人送进大医院治疗，但陈为人却想方设法逃避治疗，不愿意消耗党组织宝贵的资金。1937年初春，三十八岁的共产党员陈为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经他系统整理过的“中央文库”的文档，留下了这位战斗者永不磨灭的印痕，他是倒在维护党的最高机密的默默无声的岗位上。

今天，当我们站在西康路560弄15号的小楼前面，我们回忆着陈为人和他的战友们。韩慧英在狱中受尽折磨，丝毫没有暴露党的秘密；韩慧如在经历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考验之后，成长为坚强的地下工作者，她协助秦鸿钧烈士，创造了上海地下党“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奇迹，这自然是后话了。

（四）

陈为人去世后，“中央文库”的管理，在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手中交接棒。曾经利用中共党员周天宝的亲戚关系，隐匿在顺昌路一带的花园洋房。当时形势日益险恶，特别是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中央文库”屡屡遭受风险，秘密文档多次仓促转移，在上海租界的洋房、普通市民的石库门建筑甚至拥挤不堪的亭子间辗转。守护者们用生命呵护这批宝贵的文档，竟然多次化险为夷。1940年，“中央文库”的管理责任，落到缪谷稔身上，他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老缪”，是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对敌斗争的资历深，年纪并不老，与陈为人接受管理任务时年龄相仿，三十几岁而已。这又是一位呕心沥血保护“中央文库”，最后病逝在管理岗位上的共产党人。1942年，他重病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比陈为人离世的年龄仅大了一岁。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敌人严密统治的上海，要保护一大批党的秘密文档，风险之大，压力之重，苦难之多，绝对不亚于拿着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根据文库的管理制度，为了不引起周围人的怀疑，管理者必须以普通家庭的面目出现。老缪与陈为人的不同之处，他的妻子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老缪的妻子深明大义，默默支持老缪的艰苦战斗，从不多说多问，甚至老缪把收入抽出一部分，用以支付存放文档的房租，而自己家里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妻子也咬牙承受，不发出怨言。在日本人统治之下，他们断绝了各种收入来源，党组织也难以提供管理文档的经费，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为秘密文档遮风避雨。当妻子发觉老缪身体越来越差，想为他买些排骨补补身子，竟被老缪严词拒绝。关于导致缪谷稔病逝的原因，有一种简单的分析，说是受到肺病的传染。我却相信，那是坚守岗位的结果。为什么陈为人与老缪死于差不多的疾病？因为他们对于文档的整理和管理，是在极大的压力和极差的条件之下进行，他们在密不透风的小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做事，还随时支起耳朵，警惕外面任何异样的声响。那般恶劣的工作条件，那种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和家人的压力，需要极强的意志来承受。管理者甚至经常烧着炉子，万一敌人突然闯入，准备点火烧房与文档共存亡。我想，他们最后染上严重的肺病，与那样的工作状况密不可分，他们是把生命奉献给他们所守护的事业。

“中央文库”历任管理者，均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可以描述，我选择陈为人与老缪作为代表，原因在于，这两位管理者几乎在差不多的年龄，患上大同小异的疾病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用共产党人的一腔热血，守护了党的最高机密。今天，走进我们的档案馆，各种各样的库房已经全部现代化，恒温恒湿，空气新鲜。回望当年，想到陈为人和老缪这些烈士，如何不倏然泪 下？

（五）

读者可能产生疑问，在敌对势力严密控制下的上海，两万余件绝密的文档，是如何“行走”的，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在上海滩喧闹的大街上实现来来回回的大转 移？

在我详细阅读有关资料之前，我同样有这种疑惑。当年的战斗生活，比众多描绘旧上海的电影，严酷得多。党的地下工作者们并没有汽车等工具可以使用，而满街遍布的特务军警，也不会像打闹片里的角色那般愚蠢。两万余件二十来箱资料，即使后来整理归并，其体量依旧不小。让它们多次穿街走巷而不被敌特发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奇迹的创造者们，能够使用的工具相当简陋或原始。比较阔气些的办法，就是雇用旧上海街头的黄包车了——那种在电影上看到过的靠人力拖行的车辆。当时，那是有钱人使用的代步工具。最初，在地下党还能够提供基本的经费时，陈为人他们为了遮人耳目，雇用过黄包车搬运文档。

后来，情况的变化，形势的严峻，经费的短缺，连黄包车的使用也难以为继。

以最后接棒的管理者陈来生的故事为例。与陈为人、老缪他们这些三十几岁的老资格革命家相比，陈来生很年轻，接棒时才二十三岁。1942年，老缪病重，党组织不得不选择新的“中央文库”的管理者。选中陈来生，除了他年纪轻轻便闯荡过大风大雨，是经历过严峻考验的战士，恐怕也是看中了他的年轻力壮。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了租界。老缪原来保护文档的秘密处所，危机四伏，但是，要把那么多秘密档案转移出租界，从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日军眼皮下通过，简直无法想象。年轻的陈来生，一直在底层拼搏，有底层市民生存的方式。他动员自己的家人兄弟，以挑担货郎走家串巷的方式，以破篮子、面粉袋为工具，甚至以偷运粮米的“跑单帮”形式，蚂蚁搬家似的把两万件文档偷运出了租界。他们的英勇无畏，让后人感叹的同时，也不得不赞叹，命运眷顾了这些特别的战士。笔者的祖母，当年也居住在上海。听她说起过，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没吃的，活不下去，只能跟人去乡下买米，夜里钻铁丝网爬过封锁线。她说，同去的人，不少被打死，她命大，活了下来。陈来生他们的偷运，不是一天两天，是整整一个多月，只要其中一次出了差池，后果就难以估量。

陈来生把文档偷运出来后，开设一个面坊，阁楼上藏着那些宝贵的文档，如此一直坚持了七年，熬过抗日战争，熬过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黑暗，终于等到了上海的解放。其间，依据延安的指令，陈来生抄写过秘密文件，还协助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将一部分文档运到了延安。

（六）

八十多年前，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全面破坏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同志关心“中央文库”的安危，希望瞿秋白同志起草管理制度。瞿秋白同志认真地撰写了管理条例。“中央文库”能够屡屡闯过险关，是管理者们严格执行管理规矩，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结果。今天，我们回忆瞿秋白撰写的文字（陈为人题为“秋白遗笔”），惊叹不已的，不仅仅是瞿秋白思维的缜密，还有他处变不惊、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心怀，在随时可能掉脑袋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信心百倍地告知大家，保护文档的目的，乃是“备交将来”。

今天 ，身处瞿秋白所说的“将来”的我们，在每天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中，当你静下心来，阅读和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是否感受到前辈革命家鞭策和激励的目 光？

作者：孙颙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彦

*本文摘自《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