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小说中，人们的疾病以及相关诊治问题虽然得到较多描写，但很少被作为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来看待。它总是与复杂的社会背景、与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状况缠结在一起。而恰恰是这种不单纯，这种对纯粹医学问题的超越，似乎暗示了作者在描写病体时所具有的一种整体视域。

《红楼梦》虽然在不少场合写到了请医治病的内容，但前八十回中，直接出现在回目中的也就三处，即第十回的“张太医论病细穷源”、第五十一回的“胡庸医乱用虎狼药”和第八十回的“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相对来说，前两次的描写比较正式，第三次近似玩笑，所以这里先讨论前两次的描写。

虽然这两回同是写太医对病情的诊断和医治，但侧重点大有区别。写张太医，着重于他对病症及病因的分析；写胡庸医（也是太医），侧重写他所开的药方。因为张太医诊治的是秦可卿，关于她的病情，始终显得扑朔迷离，让人猜测种种。所以由张太医来一番详细诊断，把她的病症以及得病的缘由娓娓道来，让人有拨开迷雾之感。而胡庸医诊治的晴雯只是偶感风寒，病症是习见的，没必要在诊断上作过多纠缠，而是把重点放在用药上。小说写这两位太医都是第一次进贾府，不同于书中另外提及的王太医，经常上门，已经熟门熟路。不过，张太医对于宁国府的周围环境似乎并不关心，作者让他直奔主题，诊治病情、发表议论、开出药方，并以他的自信，对同行的见解提出批评，贯彻了论病的主旨。而胡庸医的诊断，则有颇多的穿插，既让胡太医用陌生人的视角，把怡红院的周围环境、居住细节尽收眼底，又写了支付工钱的过程，以及宝玉和其他人的议论等。这样曲曲折折迤逦写来，显然不同于张太医的出场。

为何会有这样的不同笔墨？我们不妨借用法国医学理论家贝尔纳关于生命体的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分类，来做一简单分析。

生命体的内环境是指人的内部器官、血液、细胞等的运行工作状况，而外环境就是人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对于人体的内环境，人们很难一探究竟。虽然现有各种科学仪器、医疗器械来加以检测，但检测本身的系统性、协同性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且，如果从日常生活出发，直接探测人的内部环境，还有着审美乃至道德的障碍。所以，中医的传统诊治方法在如何从整体性视域出发，把人的内部环境整理成一套能够让人从外部直接感知的信息，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虽然对其准确性仍存有争议，但其方法论的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事实上，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通过观察人的身体物理行为来发现人的内心世界活动，其研究思路取向，有跟中医相仿的地方，尽管基本的理论体系并不一样。《红楼梦》中，像张太医对秦可卿的把脉，以及将结果用专业的然而又是形象化的语词描述出来，所谓“聪明忒过”等等，把内部的心理问题与生理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有着与传统文化共通的直觉理性的特征。

对晴雯病症以及医治的描写则相反，几乎都是从外环境着眼。

从她冬天半夜起来着凉，到她发热，以及诊治用药后，她又病补雀金裘使得病情加重，整个外部环境及其行为言语，都被表现得清晰可见。而胡太医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陌生者对大观园的新奇感，只不过强化了这种外在性的表现效果。也正因为胡庸医对这一环境的陌生，没有意识到这里的女子是那么娇生惯养，哪怕大丫头也是如此，所以用药分量过重，也是可以理解的。

小说中写到丫环给胡庸医支付工钱的一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

老婆子提醒宝玉的大丫环麝月该给胡庸医一两银子的工钱，麝月找出了银子，掂不出银子的分量，拿出戥子去秤，又不知道表示一两重的小星是哪个，问宝玉，宝玉自然也不知道，只得随便找了小块银子来付账，其实至少有二两。这一细节描写，固然说明宝玉身边的大丫环都是娇生惯养的，不会纠缠在付账的俗务中，但这一细节描写，同样也在说明晴雯的生活环境非比寻常。那么，如果胡庸医按常规的思路去开药，自然就开出了虎狼之药。说他是庸医，不算冤枉。

把人的环境作内外之分，其实是基于一种整体化的思维路径。以这样的整体思维回看张太医的诊治乃至王道士的胡诌，也就让人发现了不同的意味。

当张太医以他充满睿智的诊断，议论风生，对秦可卿之病有了理性的观照后，他断言“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却没有得到落实，秦可卿恰恰是在冬末，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作者这样写，倒不是要说张太医医术不够高明，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整体化理解，病情的发展并非完全能由医生来掌控。生活中总有一些意外的变故，不能为医生所知晓，也总有一些秘密，不能被理性之光所照亮，药物治疗并非总是万能的。所以，当张太医把秦可卿能否康复称之为是否有“医缘”时，也就清楚表明了，那种整体生活观带来的生命体的复杂性，使人对有些病症，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奈。更不用说许多病症本身，是超越于纯医学范围的。

在《红楼梦》第八十回，贾宝玉因为有慨于夏金桂的妒忌而让香菱备受磨难，就去天齐庙摆摊的江湖郎中王道士那儿征询药方。王道士开出一贴医妒方：

王一贴道：“这叫作‘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晨吃这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道：“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王一贴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

有人以为，这个药方，是对中医药连同江湖郎中的讽刺，既讽刺了中医药的无效，也讽刺了江湖郎中的哄人招数，却并没有意识到，王道士这番解说，有着对中医药乃至对人生的极具智慧的全景式理解。

正因为有这样全景式理解，贾宝玉到王一贴那里去讨医妒方，是把治疗夏金桂的嫉妒之病作了最简单化的理解。就当时的社会而言，女性的妒忌问题跟不合理的妻妾制度有直接关联，也与男性的普遍占有欲相关。夏金桂摧残香菱固然说明了其残忍，但如果她像邢夫人那样大度也未必就是一种美德。像贾宝玉那样，无视妒忌的复杂性，而企图通过一贴药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是把复杂的社会、心理、生理等多方面问题加以简单化处理的幼稚表现。王道士开出的疗妒汤以及其相关解释，与其是说在表明药物本身的无效，是在自我解嘲，倒不如说是讽刺了许多人头脑中留恋不去的简单化思维方式。

作者：詹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编辑：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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