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是一门最纯粹的艺术,而我,就是为舞蹈而生。”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演员谭元元说,芭蕾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2004年,谭元元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入选“亚洲20位40岁内最有影响力英雄人物”;2013年末,她获得美国《舞蹈杂志》授予的终身成就奖,成为首位荣获此奖的华人舞蹈家……无数荣誉奠定了谭元元在世界芭蕾舞台上的地位。2018年4月9日,她又荣获“旧金山市长艺术奖”,而这一天甚至被命名为了“谭元元日”。有媒体评价:“是她让世界抬起头来重新审视中国的芭蕾舞艺术”。
10月19日,作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3周年庆系列活动之一,谭元元在舞蹈中心实验剧场进行了“我和芭蕾:谭元元艺术人生分享”和“最好的时光:谭元元经典作品导赏之夜”两场活动。谭元元是怎么从“上海小囡”成长为芭蕾舞蹈家的?且听她娓娓道来。
苦恼,感觉自己是一只“丑小鸭”
我进入上海舞蹈学校的时候是11岁,比同学们晚了一年。原因是爸爸最初并不同意我跳芭蕾,他觉得芭蕾是一门西方的艺术,中国人或许没有西方人跳得那么好,而且我学习成绩挺好,他希望我能成为工程师、律师或者医生。可能每个女孩子都有公主梦,5岁看到《天鹅湖》后,我就爱上了那纯白的裙子、华美的皇冠、轻盈的足尖,爱上了芭蕾。妈妈也支持我的梦想。
软磨硬泡了一年,1987年我还是踏进了舞校大门。那时芭科是三年一招生,多亏凌桂明校长网开一面录取,我的芭蕾梦才得以延续。我们班一共24个学生,男女各半。学员的臂长腿长都经过了严格测量,下身必须要比上身长10到16厘米。总的来说,就是腿长、胳膊长,头小、脚背要长得好。
谭元元获得第五届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金奖
舞校生活很简单:早上6点钟起床,上午是基本功训练课,下午是文化课,晚上也有晚自习,晚上9点钟寝室熄灯。但对我一点都“不简单”,因为我是插班生,专业训练的起步比同班同学晚了整整一年。当时,把杆当中站的是尖子生,旁边是相对差一点的学生,而我因为基础不好只能站在旁边把杆的角落里。我在课上哭鼻子,老师就让我去教室外面。我非常苦恼,感觉自己就是一只“丑小鸭”。印象中舞台上的美与现实中训练的苦,完全不相称,让我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跳芭蕾。
这种“丑小鸭”的状态大概持续了一年,我跟妈妈抱怨不想再跳,却遭到了她的坚决反对。妈妈说,“这么辛辛苦苦地跟你爸讨论一年,终于让你进了舞校,现在还没有真正用过功,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你能不能上点心,首先做到不被老师赶出去?”最初是舒静丽老师教课,后来林美芳老师接手教课,一直教到我毕业。在妈妈的督促和老师的帮助下,我渐渐找回了自信,也摸到了芭蕾的门道。
谭元元在日本名古屋国际芭蕾舞比赛上获得“尼金斯基”大奖
14岁那年,我参加了全国芭蕾选拔赛,得到第一名。一年后,我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二届芬兰赫尔辛基国际芭蕾舞比赛,得了银奖。16岁时,我参加了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同年参加了日本名古屋国际芭蕾舞比赛,获得了尼金斯基大奖。
窘境,语言不通一度想“自闭”
1992年,我从舞蹈学校毕业,还想继续学业。正巧拿到了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我17岁就出国求学了。这个奖学金此前从来没颁给过外国人。在那家芭蕾舞学校,我接触到了许多来自波兰、日本,韩国、西班牙的学生。
《吉赛尔》剧照
在斯图加特读了半年,我趁着寒假回上海探亲,意外收到一份来自旧金山芭蕾舞团团长海尔基·托马森(Helgi Tomasson)的邀请信,希望我能在12月底参加芭团《胡桃夹子》的演出,以及第二年1月初的Gala演出。托马森是怎么发现我的呢?后来他说,那次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他陪同旧金山芭团的演员去参加,就此记住了当时16岁的我。
通过初次合作,我们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很快,托马森郑重地请我去他的办公室,现场陪同的翻译告诉我,托马森先生非常欣赏我的舞技,希望我能成为舞团的签约演员。他甚至认为,我可以跳过学徒和群舞演员的层级,直接签Soloist(独舞演员)的约。通常从芭蕾学校毕业到独舞演员,起码要经过五六年的舞台历练,对于18岁的我,这个机会太宝贵了。于是,我放弃了斯图加特的学业,来到旧金山。
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我走出国门不久,才学了一点德语,英语几乎不会说,在生活方面有些沟通问题。而且我的舞伴是一个俄罗斯人,也不会说英文,我们两人排舞就像“打哑谜”,只能用手势来沟通,常常会有误解。现在想起来真的发生了很多趣事,但当时就觉得要“自闭”了,大概一个半月后我才开始试着说话。这也让我迫切觉得要在文科上加把劲,所以我利用演出和排练之余,在晚上读了大学,终于从美国圣玛丽学院毕业。
追求,对舞蹈的憧憬是演员最宝贵的东西
在旧金山芭蕾舞团,演员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基训课,雷打不动,周末也一样。然后,从11点半到2点半,我们排练剧目;下午2点半到3点半是午餐时间;3点半到6点半又是排练时间,有时候会一直排到晚上7点半。
刚去旧金山的时候,收入大概只比“温饱”好一点吧。一般艺术家、演员在美国的待遇并没有特别的高。舞蹈演员对物质的追求很少,但在精神上非常富有,对舞蹈的憧憬、对艺术的喜爱是演员最宝贵的东西。
《小美人鱼》剧照
28到35岁是舞者的黄金时段,再往后艺术造诣上去了,但体力却在走下坡路,浑身伤痛也如影随形。很多舞者会选择在35岁退役,甚至有一些演员因为伤痛在二十几岁就无法继续舞蹈生涯。因为芭蕾舞从训练阶段开始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定要把动作做到一定的精准程度才可以站在脚尖上,才可以转起来,才可以很美地跳。每一天,我们都在训练如何让地球引力少一点、轻一点。这些唯美的代价,实际上就是舞蹈演员牺牲自己的身体。
而且我们必须非常自律,每天有超负荷的训练和演出,必须严格安排好时间表。如果晚上8点有演出,我是不会吃晚餐的,生怕跳起来不够轻盈。而且许多托举会把女演员颠倒过来,饱腹状态下人会很不舒服。我一般在下午4点吃一些带有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演出前吃一点果仁、巧克力,喝咖啡和运动饮料。等演出后再补充食物。
未来,助力中国芭蕾舞演员在世界舞台上绽放
对于我来说,舞蹈是一门最纯粹的艺术。我为舞蹈而生,未来希望能有机会把在国外的经历和心得分享给大家。我们有很多好舞者、老师、编导、舞团,也许我能帮忙,让中国芭蕾舞演员在世界舞台上绽放,让他们艺术生命中的火花持续得更久一点。
谭元元与舞伴Damian Smith演示经典舞剧背后的故事
因此,我可能会着重一些教育方面的工作,也可能尝试一下编导。2015年,“谭元元国际芭蕾艺术工作室”揭牌。这几年,我们也有一些成果,比如《谭元元和她的朋友们》演出专场,邀请了许多世界大腕级的明星与我同台演出,其中也有上海的五位男演员。我请编导爱德华·梁为他们创作了作品《Chi》。我们还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当代国际芭蕾创作与编舞:现状与未来”论坛,请来前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谢尔盖·菲林、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艺术总监瑞德·安德森,以及冯双白老师、赵汝蘅老师等12位专家来做艺术交流。我还出版过两本书,《我和芭蕾》和《足尖上的艺术——世界芭蕾名团巡礼》。
2020年是我跟旧金山芭蕾舞团共事25周年,希望能够有机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演出,也许可以邀请老师和朋友一起过来做派对,用舞蹈连接起来的派对。
此次活动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主办,上戏谭元元国际芭蕾艺术工作室、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承办,上戏舞蹈学院协办,是上海市文教结合支持项目。
作者:宣晶
图片由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提供
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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