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援越抗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由于行动绝密，不公开，不宣传，不报道，只有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官兵见证了援越抗法的波澜壮阔与惊心动魄。现任《人民日报》记者的钱江花费十年时间，通过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披露了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的征战经历，以及法国远征军在美国支持下强化战争的种种挣扎和失败，对当时的国际关系、战场形势和战争进程作了生动的阐述和描写。

1950年6月中旬，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接连收到中央电报，命令他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越南，帮助越军组织、实施边界战役。中共中央在6月18日给陈赓的电报中说：

你去越南，除与越南方面商谈和解决若干具体问题外，主要任务应根据越南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等项情况在内），及我们可能的援助（特别注意物资的运输条件），拟定一个大体可行的军事计划，以便根据这个计划，给予各种援助，分别先后运输各种物资，并训练干部，整编部队，扩大兵员，组织后勤，进行作战。这个计划，必须切合实际，并需越共中央同意。最近越共中央提出很多要求，并拟在1950年内组织与装备六个师约十万人的部队。我们觉得他们的要求缺乏周密的计划，似乎不很切合实际，难以行通，特别是目前的运输条件及越南的经济条件，在目前不可能组织这样大的部队。望你在越南了解他们各方面的情况之后，和越共中央一道，共同拟定一个可行的计划。同时，应将我们援助他们的计划也加以拟定，报告中央批准后实行。

战争环境中，情况瞬息万变。6月21日，罗贵波电告中共中央，在老街的越军缺乏粮食，难以实施原定作战方案，印支共中央和总军委决定暂时放弃老街战役，改而进行高平战役，争取在7月下旬开始。考虑到在云南整训的第308师对高平较为熟悉，拟将该师调往高平作战。

接到这份电报的次日，6月22日，中共中央电告陈赓，要他准备尽快出发去越南协助组织战役。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广西省领导同志：“现在云南整训的越南部队约1万人，准备于12~15日由砚山启程，7月下旬到达靖西，并准备作战。请你们指示沿途给予帮助，并替他们选择集中地点，代为准备一个月的粮食。该部队到达靖西后，如枪械军火有所不足，向你们要求补充时，你们应尽可能给予帮助。”

陈赓行事果断，即刻确定了随同他赴越的工作班子。他们是：第4兵团宣传部部长曾延伟、兵团作战处副处长王振夫、兵团军械处副处长杨进、兵团机要处副处长刘师祥、第14军作战处处长梁中玉、后勤处处长张乃詹、副师长王砚泉、炮兵团团长杜建华。

和陈赓一起去越南的，还有原边区纵队参谋长、36岁的黄景文和团政委黄为。这两位都是“越南通”。

原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坚持敌后抗战的东江纵队主力由司令员曾生率领，经海路撤到山东烟台。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南路武装坚持粤桂边地区游击战争。1946年2月，由于受到国民党军压力，经中共南方局与越南党商洽，南路武装主力第1团由团长黄景文率领，大部入越整训，余部原地坚持斗争。

黄景文率部入越后，曾协助越军在北江和海宁省与法军作战，得到越方称赞，为此黄景文于1946年10月被聘请为越南高级步兵学校（校址在义安省）顾问。黄景文化名“陈光”，刻苦学习，越南语水平明显提高。

1947年，在越南整训的解放军部队于10月返回国内，于1948年初编入新成立的“滇桂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黄景文任一支队司令员。1949年7月，“边纵”改称“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仍为“边纵”，庄田任司令员，林李明任政委，黄景文任参谋长。

有这个背景，边纵参谋长黄景文入越自然顺理成章。据黄景文夫人李夏湘后来的回忆，陈赓组织入越工作班子的时候，黄景文主动请缨说：“请组织让我参加顾问团吧。我对越南的情况熟悉。”

考虑到随行电台沿途要和中共中央、西南军区、在越南的中共联络代表罗贵波和第4兵团司令部这四个方面保持及时联系，刘师祥带上了三个机要员——傅孝忠、岳星照、延月庚。为了及时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还从兵团新闻科调来了机要员赵锡峰。

一声令下，代表团成员齐聚昆明。

第40师副师长王砚泉还在滇西南凤庆地区指挥剿匪作战，并且刚刚完成了对赴越军事顾问团干部的选派。待接到兵团命令急返昆明的电报，他就只有纵马飞奔了。赶到大理的时候，王砚泉遇见了要去昆明向军事顾问团报到的第119团团长田大邦，两人结成一路急如星火般来到昆明。陈赓一见王砚泉，大声说道：“回来得真快，跟我一块到越南去打一仗吧。”

随陈赓出发的干部们都很愉快，几年来他们跟随陈司令员出征，捷报频传，信心十足。只是28岁的刘师祥原打算7月里和同在一个处的女机要员张瑞云结婚的，这下子婚期可就不知道要推到哪一天去了。

陈赓细心地为印支共中央准备了礼物——从香港买来的一批收音机、手表和钢笔。他还为罗贵波带上了慰问品，加上别的，林林总总，足足用了20头骡子驮运。

临行之际，陈赓的考虑颇为周到。6月28日，他致电中共西南局并中共中央，报告说：“我决定于7月5日由昆动身赴越，但我应以何名义去越，请即示之。”

6月30日，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复电：“陈赓到越可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陈赓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他被赋予全权，入越后即为中国派出的最高负责人，在必要时可代表中共中央作出决断。而罗贵波则是中共中央派往越南的联络代表。

毛泽东对陈赓的军事才能完全信任，他同意越方改打高平的决定，于7月2日致电印支共中央说：“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后来，陈赓的出发日期略有推迟。

7月7日早晨，一列小火车静静地滑出了昆明火车站，向南驶去。车窗里，有人想贴着窗户往外张望，一看到路边有人，又急忙缩了回去。他就是陈赓。清晨，陈赓吻别了当年4月8日才出生的女儿小进。算起来，小女儿再过十天就过百日了。

在一个警卫连护卫下，陈赓率随行人员乘坐滇越铁路小火车开始了他的秘密使命。

陈赓确定战役意图

1950年7月19日，陈赓踏上了越南国土。这天的陈赓日记分外生动：

天气炎热，山高路窄，泥滑难行，有马不能乘，下山至清水河，已精疲力竭。今天算是付出了一点国际主义的代价。清水河为中越交界处，河上架有铁索桥，河岸法人筑有堡垒。过桥，越共派专员设亭招待，备有各种饮料及水果，饥渴至此，狼吞虎咽，也顾不得国际礼貌了。越共备有马车十余辆，把我们带到距清水河16里之小乡村宿营。此为越共专门设以招待我们的地方，招待甚周，只是吃喝均不同于我国，饶有趣味。稍事休息，即令代表团同志开展调查活动。

一夜大雨。牙痛甚剧。

按照事先安排，陈赓进入越南后径直前往太原印支共中央所在地。

除了引导人员，越共中央还指派了三位青年妇女赶着两辆水果车随行款待。陈赓天性幽默，把这番招待称作“五小时一小宴，十小时一大宴，上马香蕉，下马柠檬，饭后咖啡，睡前菠萝”。他和大家一起赠雅号给三位女性，把她们分别叫作“柠檬小姐”“菠萝姑娘”和“咖啡大嫂”——这是陈赓初次入越旅途中颇为浪漫的插曲。

入越后陈赓亲眼看到了战争对越南北方山区的严重破坏，看到了山民们极度贫困的生活。所以，陈赓对受到的款待颇不自安，请求免去。不过，他得到的回答是：“你初到越南，又是我们中央的贵宾。越北山区气候变化无常，并且是疟疾流行区，保证你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这样做是我们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照办。”

沿途走着，所到处与越方各级负责人交谈，走到河江与宣光之间的永绥时还接触了越军第165团部队。陈赓渐渐发现，越方干部对于即将进行的战役目的和自己想的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他们很少谈论怎么去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争取战场主动权；谈论多的是如何攻占老街、如何攻占高平，着眼点是夺取城镇、夺取更多的地盘。

对高平作战，陈赓形成了自己的想法。7月22日，陈赓就关于在高平地区作战问题发出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

越军主力一部经滇、桂整训装备后，情绪甚高，但营以上干部实战指挥经验较少。据此，目前越北作战方针，应争取于野战中歼敌之机动部队，首先拔除一些较小的孤立据点，取得首战胜利，积累经验，提高与巩固部队情绪，争取完全主动，逐步转入大规模作战。对于越方决定打高平，建议采取围城打援，先夺取外围孤立据点，取得经验，再夺取高平，并利于吸引谅山之敌，集中业经整训的部队，选择战场，歼灭谅山方向出援的法军机动部队。若谅山机动部队三至五个营被歼，则高平及谅山附近之若干据点均将便于攻占，越东北及越北敌我形势亦可大为变化。

这份电报说明，陈赓腹案中的高平作战计划，是先打高平外围分散而孤立的据点，再用围城诱敌的办法创造战机，将法国援军歼灭于野外。

同一天，陈赓还向罗贵波发了一个电报，请他重视越军的作战指导思想问题。

毛泽东对高平作战至为关切，7月23日，他复电陈赓：“（一）你的几个电报均已收到。（二）越军高平战役甚为重要，请你自己并帮助越南同志充分研究情况，务作充分准备，确有把握，然后动手，期于必胜。此战胜利后，应估计老街之敌可能逃跑，因此越军要准备打第二仗，歼灭老街逃跑之敌。你在越南应帮助他们打几仗，打开一个相当局面。”

在以后的几天里，毛泽东继续思考高平作战问题。7月26日，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对陈赓的指示电：“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微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较大的仗。目前不要直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有了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发来的连续电报，陈赓心里就踏实多了。7月27日，是陈赓入越的第八天。这天，牙痛时时困扰他，双腿也很不带劲，他强忍着，在崎岖山道上走了30余公里，在专程赶来的印支共统战部部长范文同引导下，终于来到了位于宣光省山阳县以北12公里处的印支共中央所在地。胡志明和几位印支共中央委员，还有罗贵波迎出了山口。他们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每人准备了一杯牛奶。

胡志明和陈赓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就相识了。当时，胡志明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时和正在黄埔军校学习的越南青年联系。陈赓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当连长，经常领受周恩来的指示执行任务。以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为纽带，胡志明和陈赓相识了。陈赓还和胡志明一起，于1925年8月在广州参加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此后岁月飞逝，1950年1月，他们终于在南宁久别重逢，陈赓为主人，胡志明为客人，两人于席间畅叙别情。半年以后倒了过来，胡志明在密林中期待着远方来客。此时，在越北古树成荫的山谷里，胡志明和陈赓见面后紧紧拥抱。

当天晚上，陈赓要他的随行成员听取越军军委秘书主任杜得坚和总参谋部军官关于越北战局的介绍，他本人和胡志明谈了自己的看法：越军应该着眼于制造战机，歼灭法军有生力量，掌握战场主动权。而现在越军还缺乏大规模作战的经验，攻坚能力还不足，所以应当先打法军小据点，取得胜利，积累经验，然后逐步转入大规模作战。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应该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野战中大量消灭法军的机动兵力。实现了这一点，最后即能拿下高平、谅山等较大的据点。

胡志明表示同意陈赓的意见。

摘自《越南密战：1950-1954中国援越战争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6

作者：钱江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范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