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备受世界瞩目的一次国际性局部战争。它有历史上历次战争都没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交战的双方在战场进行激烈的搏斗同时，设在离战场不远处的谈判会场上同时进行着关于如何停战的谈判。而这个谈判时间竟长达2年零17天。谈判的结局是美国最终被迫第一次在“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在历史上留下了“苦涩的”记忆。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世界头号军事、经济强国的军事、外交上的讹诈，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怕压，不怕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至今仍值得品味和弘扬。

美军在战场上没有取胜希望的时候，迫于国内外巨大压力，才不得不主动寻求停战谈判

朝鲜停战谈判，是美军在战场上取胜无望，美国政府在国内外一片反战声中，被迫主动提出来的。到1951年6月，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的较量，战线基本上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战场上出现相持局面。美军再回到鸭绿江边已不可能。有人算了一笔账，从北纬37度线将志愿军推到三八线附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平均日进10公里，每公里死伤90人，如果推进到鸭绿江边，得21年，死伤人数可能要过百万。毛泽东说：“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更关键的是，即使到达鸭绿江边，也不能代表美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鸭绿江对岸的中国东北尚有几百万大军，可随时过江。美国统治集团中一些人认识到：“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而他们的盟友英法等国际社会舆论也呼吁停战。迫于形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杜鲁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勉强批准了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后几经曲折辗转，双方才坐在了停战谈判桌前。

面对美国的霸权敢于以强对强，毫不退让，决不接受“城下之盟”

中朝方是带着诚意去谈判的。因此，提出的建议方案均是双方基本可以接受的。首先是关于停战后的军事分界线问题，中朝方提出以原三八线为界。这本是一个双方都可以也应该接受的合理的建议。但是，由于美国的谈判是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开始的，本不情愿，也无诚心，因此，谈判一开始就想取得在战场上没有取得的领土，以便实现所谓“体面的停战”。为此，美军谈判代表竟提出了一个所谓“海空军优势补偿论”的反建议。也就是说，应该在处于优势状态的海、空军活动区(朝鲜上空至鸭绿江边)和步兵占领线之间划条军事分界线。按此“反建议”，停战分界线就划在了我军的大后方，中朝军队则需从现有阵地分别后撤53公里和68公里。这个显然荒谬的主张，使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理所当然遭到中朝方的拒绝和驳斥。

继而，美方又提出一个所谓“三八线不宜防守”必须“给联合国军以适当的防御阵地”的理由，这同“海空军优势补偿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自然也不能被接受。双方谈判由7月10日开始拖到8月中旬，美军谈判代表无奈中朝方有理有据的批驳，自以为经过几个月的战争准备，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于是，美军的谈判代表乔埃公然进行军事讹诈，宣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则狂妄地扬言，“用我们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位置”。美第八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也吹嘘说：“停战谈判的唯一药剂，就是联合国军的胜利。”

于是美军挑起了“大炮与机关枪的辩论”。8月18日发动了“夏季攻势”。接着又发动了“秋季攻势”。美军这种伎俩，其实早在谈判开始之前，就被毛泽东估计到，7月2日，在给志愿军的指示中就强调：“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早有准备的中朝军队以高昂的斗志痛击敌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对此，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胜利了。”

2个月零4天的“大炮与机枪的辩论”没有达到自己所要的“分界线”。美方不得不于10月25日，回到谈判桌前，最终不得不同意我方提出的“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沿线各退回两公里为非军事区”的方案，并于11月27日签字。

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策略要灵活，原则要坚持

美军在后续谈判中，仍横生枝节，故意拖延，幻想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要在谈判桌上取得。对此，我方贯彻毛泽东“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方针”。非原则问题可作适当让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停战后的监督一项，美方无理提出停战后在朝鲜境内不得新建机场。朝鲜在自己的境内建设机场，这是朝鲜的内政，美军的方案是明目张胆地干涉内政。对此，中朝方自然不能让步。双方经过谈谈打打，停停打打，持续了6个月。还有一个是战俘问题。人们本来认为战俘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因为既有国际惯例，又有国际法。1949年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中明确规定：“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迟延。”美国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特别是战争初期，志愿军还主动地释放了不少联合国军战俘。因此，中朝方面曾经估计“这一问题不难达成协议”。

然而中朝方想错了。美国当局早就预谋以所谓保护战俘人权为幌子，利用台湾特务，虐待、诱骗、胁迫扣留志愿军被俘人员，想以此挽回在战场上失去的“面子”。因此，关于战俘问题谈判一开始，美方就反对按《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全部遣返战俘，荒唐地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这种公然无视日内瓦公约的行为，自然受到中朝方的有理有据的批驳。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在发言中却傲慢地说，他们的方案 “是再没有商谈的余地……我们这个建议是最后的，也是不可更改的。”李奇微在声明中更骄横地说：“联合国军提出的办法需要共方全盘接受。”美方这样的蛮不讲理，致使这项本来“不难达成协议”的谈判竟成为一项世界罕见的马拉松谈判。

双方在会场内外的交锋，一浪高过一浪，为世界所瞩目。美方不顾我方代表的提议和世界舆论，竟然于10月8日，宣告无限期休会，拒绝协商，终止谈判。同时发起所谓“摊牌行动”，美军自以为胜算在握地侵占上甘岭的战役，打了43天，竟以自身伤、亡、俘2.5万余人的代价而告失败。先后发动的“绞杀战”“细菌战”等也无功而止。在停止谈判6个多月后，美方不得不主动提出恢复谈判。1953年6月8日，在我方提案的基础上达成了遣返战俘协议。

两年多的谈判告诉世界的是，美国政府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想在战场上通过飞机大炮的“辩论”得到的仍然没有得到。1951年开始谈判时中朝方提出的停火线同1953年的最终停火线大体上没有多大差别;1953年美国政府最终接受的其他条款，基本上也是1951年谈判开始时中朝方就提出了的。

作者：张兴德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邢晓芳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