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特别痴迷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恨不得从杂志上拆下来带回家去。在这个过程中，译林出版社以及它的前身《译林》杂志，都曾有力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和世界视角，为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使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也变得更为深刻。30年来，这片林子尽管已根深叶茂，但我坚信你们还有满满苍苍，郁郁葱葱、无穷无尽的未来。”过去的三天，译林出版社在上海幸福集荟书店举办了30岁生日派对，众多作家、评论家、出版人齐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的一番话引发了在场许多文学爱好者的共鸣。

“作为一家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起家的出版社，30年来，译林出版社不断拓展产品板块、产品线，经过几代译林人努力，目前出版领域涵盖外国文学、人文社科、原创文学、基础英语教育、文化遗产与博物馆，总体经济规模连续八年位居全国文艺类图书出版社第一。”译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顾爱彬说。

为期三天的系列沙龙活动集讲座、展览、观影于一体，许多珍贵的名家手稿、信件、题词以及1979年《译林》创刊号等资料都在展览中与读者见面。

从一本杂志成长为一家出版社，30年见证新芽破土植树成林

说起译林，很多老读者想到《译林》杂志创刊号上，首次全文刊载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大受欢迎。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这本杂志通过文学译介，为人们打开了解研究世界的窗口。译林出版社的前身就是《译林》杂志编辑部，成立于1989年。此后陆续引进外国流行文学佳作频出，经典名著系列中，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黄源深翻译的《简·爱》，如涓涓细流，在日后汇聚成“经典译林”蓝色海洋。

到了1999年，“人文与社会译丛”陆续出版，《少年pi的奇幻漂流》《芒果街上的小屋》、卡尔维诺系列作品陆续引进。还有爱书人共同钟情的《查令十字街84号》，即使在很多年后，即使已不再写信，人们依然可以在那段传奇里彼此问候，相互取暖。此外，《理解媒介》所洞察的技术与人性，启发了无数研究者和创业家；《思想史》用一种拒绝简化的姿态，唤起对知识速成的反思。以《伦敦传》为开端，一系列世界历史名城传记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它们与学术板块“城市生态文明”系列互为补充，前者讲城市的文化，后者讲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在这两个城市系列中相互映照。

无论是“牛津通识读本”的日益茁壮，还是向原创文学进发相继面世本土小说《望春风》《捎话》等，译林出版社都不断拓宽边界。“牛津通识读本”丛书广邀学术大家，用生动精练的方式向普通读者讲述一门知识的核心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史、数学、化学、音乐、戏剧等，成为很多年轻人大学选专业的指南。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也交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林这几年做起了原创文学，证明他们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恰如沙龙现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所说，某种程度上译林决定了他对于现代化以及即将开拓的世界的认识。“我觉得有句话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真的爱这个世界，其实爱的不一定是世界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叙述。文字正是用来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出版社与出版人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文化的责任和担当，在推动出版业前行的同时，也推动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前进，使更多人能够理性看待世界。”

“文学时差”日趋淡化，仍需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

上周末四场讲座分别聚焦“文学，如何让我们与世界相连？”“阅读，如何让通识成为可能？”“城市，要怎样安放记忆与想象？”“书籍，还会有未来吗？”主题，持续激发了对文学阅读的持续讨论。译林有句slogan“不读坏东西、不过坏日子”，这些话题恰是对这句标语的极佳映照。

“近年来，随着国际版权交易市场愈发成熟，包括村上春树等知名国外作家的作品版权，几乎相隔一两年就引进国内，时间差逐渐淡化。但可喜的是，我们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李敬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多少人怀着巨大的精神饥渴去拥抱这个世界，一本外国小说漂洋过海译介到中国，人们都抢着读，图书食粮资源稀缺这个问题如今已经不存在了，但对人们学会精读也提出挑战。

在作家孙甘露看来，外国文学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虽然年少时读得半懂不懂，但使我至少认识到在我们日常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翻译这件事，实际上在一个更微观的尺度上拓宽了我们的边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热爱优秀的翻译者，实际上是他们把这个世界又拓展出更多的维度。”

互动环节，有读者提问翻译中有流失或曲解的信息怎么办？

“一定程度上，不同语言之间永远存在不可译性，就像巴别塔，不光是隔着语言的分割，还涉及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人文语境，可能谈了半天就是鸡同鸭讲。但文明交流就是在跨文化语境下去不断追求可译性，因此译者和出版人尽可能去创造和达成一种良性互动，以精准专业的眼光遴选优秀的世界作品，把好的思想介绍给读者，拓宽彼此理解的文化版图。”李敬泽说。

“最醒目的一点就是，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唤醒了我们个体的觉醒，而个体实际上就让你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谈到，他本身因学罗马尼亚小语种完全可以有众多人生选择，也曾在外交部任职，但最终受文学之“毒”太深，兜兜转转回到文学这条路。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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