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见证着丝绸之路的往事（摄影：王金）

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一直是显学，从19世纪至今海内外学者的著作不断。仅近一两年来就有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芮乐伟·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丝绸之路》等多部著作在国内出版上市。而中国本土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更是覆盖了历史、政治、音乐、饮食、宗教等方方面面。近期出版的《丝绸之路话丝绸》，就是这些著作中值得关注的一本。它另辟蹊径，从丝绸之路上的丝绸本身展开，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讲述丝绸文化的内涵，以及丝绸承载的中华文明历史底蕴和文化自信。

China是中国，是瓷器，更早也许是丝绸

2000多年前，丝绸可谓中国向世界提供的独一无二的商品，从原料、印染到编织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高科技”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时期从今天的西安，经过甘肃、新疆，到达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在古代有着庞大的商队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贯通亚欧的古路，欧亚大陆上的文明古国通过这条商路交流各自的商品、文化、人员，更是因丝路的繁荣而兴起了许多新的城市和国家。为何丝绸会成为古代欧亚大陆上国际贸易的主要商品？《丝绸之路话丝绸》这本书从丝绸的特性开始讲起。

1972年到1974年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辛追夫人墓葬中发掘出名闻天下的素纱襌衣。素纱是我国最早的一种丝绸织物，拿在手上感觉轻盈无物，马王堆发现的这件素纱襌衣只有48-49克，还不到1两重。素纱襌衣轻的同时也意味着薄，展开后拿在手上如同托举着一片烟雾。马王堆素纱襌衣上单根丝的纤维只有现代普通丝织品一半的粗细程度，比一根头发丝还细，自然能生产出古代最细的纤维。马王堆素纱襌衣展示了我国古代的丝织工艺，一同被发现的还有15件相当完整的丝绸、袍子、裙子、鞋子、袜子、手套，以及46卷各类丝绸面料。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

马王堆墓葬并不在丝绸之路上，但值得专门一说。马王堆墓葬建于西汉时期，就在那之后几十年，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奠基”。因此马王堆墓葬中发掘的素纱单衣基本就代表了古代中国丝绸制品的工艺水准以及艺术风格，也可以借此想象2000多年前的外国人看到万里之外运来的中国丝绸会是如何惊叹艳羡。马王堆墓葬中并不只有素纱单衣，从出土的各类丝绸制品来看，当时的染色技术也已经非常发达，颜色达到36种之多，并且历时2000多年依然艳丽如初，可见当时染色工艺的水准；从丝织品的织法来看，当时已经有了平纹、斜纹、绞纹等多种织法，尤其是素纱单衣领口、袖口采用的绒圈锦工艺是中国最早的起绒组织，也最能反应当时的工艺水平；此外，马王堆中丝织品已经有彩色印花，这间接说明汉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雕版印刷技术也是后来活字印刷的技术源头。

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有商队和旅人往来于欧亚大陆之间。但是中国精美的丝绸制品在中亚和欧洲极受欢迎，刺激了丝绸贸易的迅猛发展，才让这条商路在历史上刻下了名字。丝绸可谓当时中国向世界提供的独一无二的商品，从原料、印染到编织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高科技”。用丝绸做成的衣服轻薄透气，色彩和花纹丰富，让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罗马帝国也将其视作时尚和奢侈的象征，从皇帝到贵族都以身着丝绸为荣。要知道，当时的罗马人还在用麻或羊毛制作衣服，穿着的舒适度和“时尚”程度都远不能和丝绸相比。而丝绸本身又有轻薄、价值高、易保存的特性，适合长途运输贩卖。从中国贩运到罗马的生丝，可以卖到和黄金差不多的价格，因此在巨大的贸易利益驱使下，无数商队踏上了丝绸贸易的道路。丝绸成为古代欧亚大陆贸易的代表性商品。1870年前后，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经过严密考证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提法，这个名字很快广为世人所接受。

拉丁语系、英语称中国为China，同时这个词也有“瓷器”的意思，古代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似乎是从瓷器开始的。不过，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却认为China有两种说法：其一是“秦”的谐音，欧亚之间商路往来的时间要早于汉代；其二是波斯人将中国称为  “丝国”，这个发音慢慢演变为China读音。至于后来把瓷器也称为china，其实是欧洲人用中国的名字来称呼中国的商品。如果后一种说法成立，China的原始含义是丝绸，是其他文明古国对中国最早的认识，到后来才演变为欧洲人对中国以及中国的瓷器的称呼。

无论上述说法是否成立，中国确实是通过丝绸这张“名片”，打开了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的大门。也正因如此，丝绸不仅仅是一种布料，还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丝绸之路的兴衰，不仅影响了沿路许多国家的国运，也见证了中国历代王朝的盛衰。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从未中断过

用丝绸充当货币的方法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交易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丝绸是当时的一种国际货币

早在东汉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纸，但由于丝绸有质地细腻、易于拼接的特性，并且比纸张更容易保存，因此一直到明清时期仍有许多画作是画在丝绸上的。作为文人创作诗、画的物质载体，丝绸也因此承载了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使得丝绸和其他棉、麻等织物区隔开来。《丝绸之路话丝绸》提到目前在英国、法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的博物馆内，存放着一批发现自敦煌莫高窟第十七号洞窟中的丝绸绢画，虽然已过了近千年岁月依然色彩鲜艳、品相如初。这批丝绸绢画的收藏时间在唐、宋两代，前后跨度达到六百年，主要以佛教元素为创作题材，因此莫高窟第十七号洞窟也叫藏经洞。出现在这批丝绸绢画上的大多是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等，他们宝相庄严、神情平和，动作神态各异，从菩萨们惟妙惟肖的表情和庄严大气的姿态中能见到古代画家们很高的艺术功力。

由于历史原因，这批藏经阁丝绸绢画流失海外，如果说国宝流失反映近代中国的落后，那么丝绸绢画本身则代表了古代中国的辉煌。

▲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绣五件套之一

如果说甘肃是古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那么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往来于欧亚大陆的商人们带着丝绸等商品，必然要经过这里。最初的敦煌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郡时，敦煌最早隶属于酒泉郡。不过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敦煌也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而迅速繁荣，仅过了10年时间，敦煌就从酒泉郡下拆置出来，发展成为汉朝单独的一个郡。

到了唐代恢复了对河西的控制后，丝绸之路再次畅通，敦煌的经济文化也达到空前的高度。想象下千年之前的唐代，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无数商队在这里中转、交易，并催生了当地住宿、交通、仓储、货运等服务行业。敦煌每天都是繁忙喧嚣的景象，西域的舞姬带来了音乐和舞蹈，东方的僧人们送去了经文和典籍。

作为贸易枢纽的敦煌，商品经济也是高度发达，丝绸不仅是交易的商品，本身也充当着货币的角色。唐代有“钱帛兼行”的政策，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可以用绢布绫罗丝锦等进行田地、马匹、房屋土地的买卖，在敦煌附近就发现了古代用丝绸进行买卖的契约文书。而这种用丝绸充当货币的方法也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交易方式，往来于欧亚大陆之间的商队来自不同文明，使用不同的货币，相互之间进行交易时除了黄金之外也可以通过丝绸结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丝绸是当时的一种国际货币。经济高度繁荣之后，人们对文化、宗教的精神需求也迅速增长，唐代敦煌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至今的有232窟。

丝绸之路的兴衰，见证着文明的交融。值得一提的是，当陆上丝绸之路中断时，海上的丝绸之路却开辟了起来。公元9世纪，大批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泉州等地进行丝绸、茶叶、香料、瓷器等商品的贸易，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从没中断过。

其实，无论是陆路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丝绸之路，共同特征是当时世界对中国商品、文化和科技的巨大需求。中国古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领跑的位置，譬如继人工养蚕之后，造纸术、印刷术等技术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而中国元素在欧洲也是流行风尚甚至奢侈品的象征。

波斯“纬锦”工艺对中国纺织技术影响深远

中国用来自波斯的技术，制作了一幅波斯风格的丝绸织锦，作为中国的礼物赠给日本，可谓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各国间文化科技交流的一个典范

关于中国养蚕技术是如何流传到西方的过程，迄今还没有权威统一的说法。目前有不少比较传奇的说法，如公主传播说、僧人传播说等等。其实，养蚕技术在中国民间很普及，是非常容易流传出去的，不太可能如某些传说中那样“是古代中国高度保密的科技”。不用为养蚕技术流传出去而感到可惜，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是双向的，各国文明之间相互学习促进、才能相互提高发展。

▲新疆和田地区出土的丝绸制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

新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中出土的一件丝绸制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色彩鲜艳、纹样复杂，在地下埋了1600年后再现世人眼前仍让人赞叹不已。这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其实代表了中国古代“经锦”技术的巅峰。所谓“经锦”，就是指丝绸制品色彩和纹路的变化主要以纵向的经线来实现。这种技术在汉代就已经非常成熟和普及，可是到了隋代，中国的丝绸织锦工艺突然发生重大变化，从传统的“经锦”全面转向“纬锦”。顾名思义，“纬锦”就是以横向的纬线来实现色彩和花纹的变化。一直到今天，中国织物用的也都是“纬锦”的织法，隋代的这项技术革新可谓对中国纺织业影响深远。

▲日本圣德太子的御旗——四天王狩狮纹锦

事情要从隋文帝说起：隋文帝非常喜欢波斯商人进贡的金棉锦袍，这种波斯锦充满异域风情，色彩鲜艳花纹精美。可是波斯锦的织造方式和中国传统“经锦”完全不同，因为看似只是把纵向的经线变成横向的纬线，但整个织法其实完全是另一个思路。后来，总算在隋文帝的重金悬赏之下，一个名叫何稠的中亚粟特人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通过“纬锦”工艺织造出来的丝绸制品，花纹图案以及色彩比“经锦”更丰富、更复杂，因此更受欢迎，这也导致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传统的“经锦”就被“纬锦”全面取代。

不用为“经锦”消失而感到可惜，技术是中性的，先进的技术带来了文化更丰富的表达方式。如果说汉代丝绸花纹的风格是古朴典雅，那隋唐丝绸花纹则吸收了很多域外文化元素，显得包容大气。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内珍藏的一件“四天王狩狮纹锦”，据日本专家研究属于距今大约1400年的日本圣德太子的御旗。这幅织锦宽1.3米、长2.56米，如此年代久远幅面巨大的织锦堪称日本国宝。专家通过织锦上的马身上有隋唐官马的标志“山”和“吉”两个字，确认这件日本国宝是中国制造。不过有趣的是，这块织锦上的武士、翼马、狮子以及背景图案等都极具波斯风格。中国用来自波斯的技术、制作了一幅波斯风格的丝绸织锦，作为中国的礼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赠给日本太子，可谓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各国间文化科技交流的一个典范了。

▲《百骏图》局部

到了清朝，又出现一件极具舶来文化特色的制作在丝绸上的作品——清代画家郎世宁的《百骏图》。郎世宁是意大利人，出生在文艺复兴的中心米兰。1715年，27岁的郎世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成为清朝宫廷的一位画家。雍正二年，郎世宁受命绘画《百骏图》，这是一幅融合了中西方绘画技艺手法的作品，整体上以中国山水画的风格为主，画中的山水树木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国绘画中皴擦的传统笔法；但是具体到每匹马身上又采用了西方透视绘画法，呈现出很强的立体效果。最终郎世宁在一幅高度0.94米、宽度7.76米的丝绸上画出了一百匹骏马——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百骏图》诞生了。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以光学、透视学为基础建立的绘画体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技艺风格有很大不同，雍正、乾隆都喜欢郎世宁带来的这种风格。雍正曾命郎世宁与一位擅长画石头的中国画家唐岱合作，由郎世宁画花卉、唐岱画石头，完成了一幅合笔画。郎世宁在与中国画家的交流过程中学会了中国绘画的技法，与此同时又奉雍正之命向中国的宫廷画师们传授欧洲油画的技法，东西方的绘画技法有了更多交融和碰撞。乾隆登基后，对郎世宁的待遇更加优渥，郎世宁也创作了更多的画作。清代宫廷对艺术的开放态度吸引了更多的欧洲画家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由此乾隆受到欧洲艺术风格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后来还让郎世宁在圆明园内兴建了欧式园林中常见的喷泉。

丝绸是古代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大规模输出的商品，比瓷器更早。以丝绸贸易命名的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进行合作交流的代名词，中国的文化、艺术、科技也随之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作者：卫中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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