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她是延安“大S”。她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满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不料被卷入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中，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早期延安最靓丽的女性

1937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吴莉莉）。

▲吴光伟1937年在延安

1937年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纪念被尊奉为“世界革命文学导师”的高尔基逝世周年。参加纪念会的有六七百人，济济一堂。丁玲报告纪念会的意义和高尔基生平，徐梦秋报告中国文艺协会发展情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党政军领导都相继发表讲话。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

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儿子巴威尔由陈明扮演，父亲由张可扮演。陈明扮演的儿子巴威尔（伯夏）是个革命者，消瘦英俊，激情飞扬。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而不忍的母爱。出于深厚的母爱，她相信儿子，支持儿子，帮助革命散发传单，上法庭为儿子作证，无私无畏的戏剧行动中蕴藏着感染人的艺术力量。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在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更加艺术，也更加光彩动人。后来陈明回忆，他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1937年2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9月离开延安，除《母亲》以外，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

▲吴光伟(左二)在延安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于是在西安事变期内活跃的青年男女学生，大批的不断地到延安来了。几天之内就到了二三百人，他们大部分是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会员，或是左倾的青年，也有少数的共产党员或少共团员。”

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中国社会出版社《吴光伟自述》）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会学校高等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到延安后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年3月底4月初，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并留下工作时的合影照片。

▲吴光伟(右一)1937年在延安，担任毛泽东、朱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翻译

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底到延安，在中国文艺协会主持的欢迎大会上，由王汝梅（黄华）担任翻译。1937年3月至7月间史沫特莱集中采访朱德，为后来写作朱德的生平传记收集材料，此时吴光伟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据史沫特莱记载：

“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

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

▲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

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鬈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使人男女莫辨。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

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史沫特莱(右二)和吴光伟(左一)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采访时介绍，她1911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京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

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课余时间喜欢打排球和篮球。后来，吴光伟考取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1934年3月1日结婚，当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三个月后回国，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

▲1935年吴光伟(二排右三)在南京戏剧学校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南京戏剧学校首届学员只有60人，其中男生36人，女生24人。吴光伟属于年龄偏大的。但是吴光伟说一口纯正的北方话，衣着时髦，端庄大方，出出进进，匆匆忙忙，不怎么和人说话。

吴光伟解释自己离开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实在有限……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了民族救亡运动。对她来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她说：“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西安事变促使吴光伟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6年西安事变时，吴光伟(左四)与“一二· 一二”剧团同事在西安合影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认为这段婚姻仅仅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干训四团”“战干四团”）工作，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共同作出发前训练准备的昔日战友，吴光伟带着无限惊喜和眷顾的心情，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子。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经请示有关方面同意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

这时，她住单身房间，抽烟……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便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1938年1月正式开办，在武汉、太原（实际没有办成）、重庆、西安共设四个团，蒋介石亲自出任团长，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西安的干训四团拦截了很多奔赴延安或离开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感化和军事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产党，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

后来大约在1939年4月朱家训再次来到西安，因手头拮据，他找到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作者：朱鸿召

编辑：陈熙涵

责任编辑：卫中

来源：《档案春秋》（ID：dacqb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