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代计成《园冶》为代表的造园专书，将技术、知识及经验凝聚成科学化和系统化的理论，为后人提供参鉴的范式，但在新加坡艺术史学者康格温看来，我们对《园冶》的理解不可拘泥于它的工具性。在《<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一书中，康格温给《园冶》的定位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尊重“空间使用者”感官需求的建筑专书，既讲求“顺乎天然”，更强调“应乎人性”。这完全是园林研究史上将园林“赋活”的全新视角。

毫不夸张地说，再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形式和生活方式比园林和园林生活更熨帖于中国人敛聚的心性——作为人造的山水梦境，园林盛放着造园者对于安定、自足生活的向往，这何尝不是追求诗情画意的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呢？造园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标准，打造有趣的生活空间，并视之为人生赏心乐事，从中，我们能阅览出不同阶层的人生观、宇宙观和价值取向。如果把苏州拙政园的主人、官场失意的王献臣的生平略作通览，大概不难了解其为何通过一个“拙”字来影射和移情。“拙”的只是当时的世道，但在拙政园的曲径通幽之深处，必定藏匿着王献臣一颗玲珑剔透心。退隐林泉，官场之途貌似断了，但这座园子何尝没有给他打开另一片天地？

明代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

康格温眼里的园林，不是水泥砖墙的简单堆集，它首先隶属于“人”，必带有人的意志和情趣。对于以计成为代表的造园群体，康格温用“叠山师”这样一个十分形象的名称来指代。其实，关于这一行业的特征以及在文化史上地位的跌升与递变，学界也少有深究。“叠山”之名，典型走的是以偏概全的路数，叠山师是规划、经营园林的大匠，绝非把山石垒叠起来如此简鄙，在康格温看来，叠山师是精晓美学、懂得因借体宜之道的“得人”，其专业化、商业化为普通匠作所不能比拟。计成就是这一群体中的典范，他不相信阴阳、地理，而关注天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认为一座园林的景观须与周围的自然、地基条件整体和谐相配，其超前的思想已抛下时人太多。简言之，在计成看来，尊重自然，顺应天成，引领“人”在园林中得到感官愉悦，人性方面的需求也随之得到最大的满足，只有这样的园林，才实现了“天”与“人”的美美与共。恰是深究园林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互动、共生关系，才构成了计成《园冶》一作的中心价值。出身翰墨的计成，也正是借由该书，表达了文人画家所看重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种强烈的自觉、自知、自爱、自观自知以及对自然的敬畏意识，让数百年后的我们仍能感触到一丝热度，并为之着迷。

康格温进而指出，园林不仅是主人的心中之园，更是人与人之间勾连情谊的  “舞台”。针对《园冶》的研究本就寥寥可数，洞察其与江南地区文人生活如何交结的研究则更付之阙如，于是，他力图通过管窥园林与消费社会的人文互动和园林生活，在自己的专著中实现两个层面的拓进——从“物理的园”到“精神的园”，从“作为风景的园”到“作为场域的园”——为后学打开更广的研读空间。

明代仇英《上林图卷》局部

事实上，明人普遍信奉堪舆学，这造成明代园林书籍往往游弄于阴阳、风水之说。但《园冶》并不热衷于这些奇技淫巧，而是强调人和自然的有机互动，呼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般的天人谐美。对于计成这种极为超前、先进的意识，学界并无多言，康格温却对这一思想体系中散发的科学精神、人本主义大加赞赏。他从而将《园冶》一书的价值抬升至更高一个层级：面对天地大美，无言的美学感知与情怀能引领人悟到“四海之内皆花园”的境界——园林既是大自然山水的浓缩之作，也是染上人的感情色彩的审美群像，计成通过叠山理水等活动，使得“物境”和“心境”融为一体。明代文人的园林生活，其实也体现着禅的精神实质，即向内观省生命的本性，在内心里构筑出一片自在天地。因此，身在园林里，哪怕它是人工构筑的山水，片石勺水、丛花数竹，也能达到进退自如的放逸境界，这便造成文人园林，从骨子里来说，更是文人的心园，是他们安放灵魂的心灵居所。

在凝聚着中国先民智慧的各项文明造物中，园林算得上异物——山、石、树、池、兽等能被目视和摸触，但蕴含于这些实体外观中的气韵只能为心灵所感味，因此，它才兼有“文化”和“美化”两个层面的旨趣。小小园林，圈起来的何止地理空间，分明亦可见造园者的心胸——对于爱美且善于造美者来说，万千园林，既是风物，更是胸臆！

作者：潘飞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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