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男女结婚时兴包办，闹出了不少悲剧。1953年，我参加工作后不久，首部《婚姻法》颁布后，妇女彻底翻了身。持续几千年的婚姻不自由也基本宣告了终结。

政府宣传《婚姻法》，那热辣辣的场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领导让我带领学生宣传《婚姻法》，每天乡公所的门前要求离婚的妇女挤破门。

那时，为了更加深入宣传好《婚姻法》，除了张贴各种标语口号外，还用快板形式编写演唱。我仅记得核心一句：“男二十女十八，这样才合婚姻法。”

妇女不但翻了身，而且翻得还厉害。法律颁布之后，热辣辣的情景，简直像戳了蚂蜂窝一样。女人们排着队涌到乡公所门前要求离婚。她们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掀起的离婚风那会儿，即便都是男的有道理，女人只要提出离，都能离掉。

这些女人离婚的理由像订好框框的考试题，理由简单划一。如：嫌弃、受气、虐待、不生孩子或不生儿子等等。

刚开始工作时，有文化的人都参加了工作。许多人的老婆都没文化而且土里土气的，他们也想趁机行事，但又碍于面子，一辈子过着没有意思的生活。

在老家我有个女同事，解放前家庭包办结了婚，没生孩子丈夫就死了，娘婆二家都不让她改嫁，婆家人为了维护这一支香火要给她抱一个孩子。恰巧有一天，婆家一个远房嫂子到湖里去上坟烧纸，坟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哭声，嫂子寻声找去，一个婴儿光着身子放在冰冷的土地上。她赶紧脱掉孝衣包好这个孩子抱回了家，就这样，我这个女同事既当爹又当娘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

我是自己主动要求和丈夫离婚的。

丈夫外逃多少年，我们在家里对他一无所知。他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我们母子们早就无暇顾及。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才知道他流落边疆，隐姓埋名地生活。丈夫带着和后来的妻子生的儿女回到老家，可经历了无数苦难的我，再也不愿意给他带孩子，我要离婚。

我一个人到了县城，找到法院。那时候人不懂法，我认为打官司告状得找院长。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分管的科室。按人指点，我进了一间办公室，看到有一个人在办公，我给他打了声招呼。

我说：“朝阳集逮回一个逃亡……”还没等我说完，那人就说，“知道了，刚开完会研究过了，交地方政府管制劳动，你回去吧！”

他没料到我是这个“逃亡地主”的老婆，所以这样打发我。我详细地又把情况说了一遍，这会儿的办公室已不是一个人了，他们像听故事一样，围着我看。

我说：“我不能回去，我要反映真实问题！XX是我原来的丈夫，他外逃多年在外，找了女人生孩子，这次回来，带了几个孩子，大队让我给他带孩子。那些孩子又不是我生的，凭什么让我带？你不给我处理，我无法回去工作。你们看！”我捋上裤管，“我深更半夜从学校逃出来，腿脚都卡破了。找你们，就是为了解决我和XX的问题。你给我写个离婚介绍信！我就是要你们法院的那一枚大红印的介绍信！”

我一口气说完要说的一切，那人眼睛直眨地看着我。

那人说：“要离婚，你回到区民政办理。”

“我从区里跑来的，”我再次说明情况。“你们不给我处理，我就不走！”

可能那人觉得也有道理，又不知这个介绍信该不该给出，便借口说，自己不会写信。他以为我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转口问我：“你会写介绍信吗？”

“我会写！”

我问他要了信纸和笔，写：“高彩云和逃亡地主XX自愿脱离夫妻关系……”

我一口气写完，把信递给了那位办事人员，他上上下下看了半天，什么也没说，给我盖上了鲜红的法院公章。

我攥着盖着法院大红印的信，底气十足地回到了地方。

我找到负责人，把介绍信交给他们。一个人问我，“介绍信谁写的？”我回答：“你甭问谁写的，大红印你认得吗？”

自此，按照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我和前夫解除了婚姻关系。

口述：高彩云

采访 笔录：赵丽君 杨扬

编辑制作：李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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