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宿白先生过95岁生日留影
据宿白先生弟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今天上午在朋友圈公告:中国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今晨6时05分在北医三院病逝,享年96岁。
宿白做了一辈子考古,自己从不搞收藏。他曾说,自己的工作没什么特别的。身处考古这一“寂寞”行业,宿白始终平静淡然,专注学问,不事浮华。他留下了不少重要考古发现与考古著作,并且桃李满天。而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个北大的教书匠”。“因为我有兴趣,我是学历史的,历史和考古分不开。历史是文献记载,考古是实际工作,所以,要做历史就得做考古,要做就得长期做下去,不是长期做就不是真正做考古的人。”
宿白,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他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作为历史考古学上集大成者,宿白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宿白著有多部重要考古发现与考古著作
1950年起,宿白先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在学界看来,宿白是我国最早接触西藏考古的专家,著有《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考古界有传闻:宿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条件有限,不可能用尺子测量。然而他画的图,都是用步量或目测,八九不离十。
据文化界人士钱汉东谈及,宿白前辈生前回忆道:“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我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我去参加。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
▲宿白1995年在新疆天池
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当时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进行记录,却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宿白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深入分析,生动刻画了宋人的社会图景。尽管已出版70年,《白沙宋墓》至今仍在学界颇具影响。
▲宿白在家中书房
宿白曾说过,目前是田野考古的大好时机,各地筑路建厂等大型工程相继上马,许多古遗址和文物不断出土,中华文明史也一直在充实和改写,这是值得欣喜的。但他也有担忧,现今社会有时急功近利,考古工作者也不能避免。他曾与钱汉东交谈时谈及:“有的领队几乎长年不在发掘现场,更不用说亲自观察土层变化,只是靠手机遥控指挥。发掘现场由谁来动手挖掘,由谁来做现场记录,第一手原始材料掌握不到位,写出的考古发掘报告就大打折扣。”
▲宿白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了一甲子,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曾说:“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追忆道,“宿白先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讲课干货特别多,讲稿都是反复修改密密麻麻的,板书又特别快,字写得也好,画画也好,同学有时想跟上他会很吃力。上完了之后会觉得收获很大。”
▲宿白考古期间留影
在研究生阶段学习过版本目录学的宿白先生,对古籍版本目录也有着极深的造诣,他所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和《汉文佛教目录》都是该领域经典著作。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文献。他据此写作《<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由此开启了他的石窟寺研究,这也是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宿白很喜欢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句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他安静地走了,留下丰厚学术宝库,滋养着一代学人。
编辑制作: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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