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人秀中耍宝，在社交网络上吐槽，在直播中卖萌……

    当观众习惯这样的“人物设定”后，演员还能再撑起严肃的角色吗?

在这个互联网新媒体的文娱时代，明星的形象塑造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除了亮相于传统的舞台、影视作品之外，明星们还在真人秀中耍宝、逗趣，在社交网络上吐槽、晒照，全新的展示方式正不断撬动、修正着大众对他们的形象认知。当明星日渐从作品的“角色”中脱离出来，这对于明星自身、对于作品、对于演艺生态来说，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本期百家圆桌，以国产电影　《空天猎》　为案例，聚焦这个话题。

    一一一编者

    ■　对话嘉宾：厉震林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许云泽

    文艺评论人、编剧

    采   访：钱好

    本报记者

    记者：由李晨、范冰冰主演的电影《空天猎》尽管跟《战狼2》题材相似，但票房和口碑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这其中主要是什么原因？

    许云泽：《战狼2》　打破票房纪录后，看上去类型相似的《空天猎》就给观众带来很大的想象空间。李晨之所以将自己导演处女作交给了这样一部类型驾驭难度较大的电影，除了个人爱好使然，更多是在试图去寻找电影类型层面的红利。但李晨并没有找到那把打开观众共鸣、带来巨大观影狂潮的钥匙。观众带着同样的爱国情怀和观影期待进入影院后，在解救同胞空战大戏到来之前，已经被尴尬的表演和不接地气的台词狠狠冲击，这样的预期落差是造成口碑崩盘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空天猎》　失败带给我们另一个警醒：艺人流量与现实票房数据的转化难题仍然难解。李晨在热门综艺中本来累积了足够的流量和资源，电影上映前半个月，他求婚范冰冰成功这一“大新闻”，在网络空间话题热度上对同档期选手进行了碾压，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上映之前。不仅如此，随后范冰冰成为金鸡奖最佳女演员，更是对自家的这部电影献上高品质的流量助攻。任何片方遇到如此排山倒海的热度与流量，做梦都会笑醒。

    然而电影的表现却与热度大相径庭：随着开画后口碑和上座率双双下降，前期的预期与热度在失望中形成了反噬，让电影走势一路下跌，毫无翻身逆袭机会。一个鲜明对比是，前期热度一直平庸的《羞羞的铁拳》凭借强势口碑形成的巨量讨论，一夜逆袭成为话题之王。其实无论是电影本身话题、宣传热度、演员奖项、明星阵容等，《羞羞的铁拳》都不是《空天猎》的对手。但电影产品的独特在于，口碑与热度二者都不可或缺，但最后定盘的永远是口碑。李晨范冰冰不可能每次都将求婚结婚生子作为营销宣发着力点，而开心麻花们只需专心打磨产品，品牌效应和后期口碑会自动形成传播。

    孙佳山：《空天猎》的失败，主要是受到李晨、范冰冰“人设”变动的直接影响。正是由于李晨、范冰冰在诸多真人秀综艺节目当中，过度透支了自己的“人设”，所以尽管《空天猎》在文化娱乐工业化水平上已经达到了国产电影标杆的水准，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已可以媲美好莱坞大片；但李晨、范冰冰在当中的“角色”，依然不能令人充分信服，这不仅直接影响了票房，对于主旋律电影的生产、传播，这同样也是严肃的关键问题。

    记者：两位高人气演员的参演反而拖了影片的“后腿”，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明星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厉震林：在传统的表演文化中，明星的生命见于舞台。舞台维系着明星的身份，也承接着观众的情感。登上舞台，从演员进入角色，从真实转为虚幻，这是舞台的魅力，而这种魅力的产生则需要演员平日里的苦功、后台的装扮。最初观众对明星的认知是通过角色，因此，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是演员塑造的一个角色。

    但是，明星的日益走红促使媒体及观众对明星的关注从台上转移到台下，从剧场内转移到剧场外。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社交网络的兴起，明星的神秘感逐渐消失。比如，在微博上开通私人账号的明星通过与粉丝互动、转发推送自己的生活琐碎，将自己的日常与大众分享，塑造亲近感，以此与粉丝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赢得口碑，而这正是明星事业发展的筹码。按照传统的表演文化认知，明星的生活琐碎都是观众看不到的“后台”，甚至也决不允许观众看到。因为“后台”代表了一种未完成的混乱、筹备中的无序，所以，“后台”往往是怕人看到的状态。近几年，电影界一个颇耐各种玩味的现象，就是电影明星“真人秀”的蔚为壮观。“真人秀”节目不仅将处于“后台”状态下的明星开放给观众看，而且夸张地放大了“后台”状态。可以说，观众通过“真人秀”看到了更生活化的明星。

    孙佳山：明星“人设”的出现是粉丝文化的产物，尤其是经过移动互联网的媒介杠杆效应的撬动，其背后的海量粉丝的文化娱乐需求被最大程度地释放。与这种偶像意义上的明星“人设”直接对应的，是传统明星的“角色”，两者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非常剧烈的时代性变迁。因为传统明星的个人形象，基本上被限定在他们所出演的影视作品的“角色”中，在相当程度上，传统明星的个人形象只是其“角色”的附属品。而“人设”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传统明星的“角色”与个人形象之间的上下位关系，经过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浪潮的放大，“人设”已经高度日常化，明星的个人形象建构和塑造，已经逐渐超脱出传统明星意义上的“角色”的限制，呈现出非常大的独立性，也打破了传统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

    当然，这种“独立性”受惠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红利。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剧烈媒介迭代，当代明星的舞台已经由传统的电影、电视剧拓展到了电视综艺、网络综艺、网络剧、网络大电影，甚至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等众多文娱门类当中，有了极大的进退、伸缩的余地，这也是“人设”能够从“角色”中挣脱出来的最根本原因。今天的粉丝可以直接与明星通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实时互动，甚至直接参与到当代明星形象的建构和塑造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中。

    记者：当真人秀综艺、网络社交平台成为明星的重要舞台，这样的改变会给文化娱乐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

    厉震林：毫无疑问，明星的“真人秀”现象以及泛真人秀现象，给表演文化生态带来了或显或隐的“微妙”影响。明星的“真人秀”，既秀“审美”，更秀“审丑”“审怪”。它不同于明星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的“审丑”“审怪”角色塑造，由于“真人秀”是“半真人”、“半角色”表演，“审丑”“审怪”也就与电影明星真人的智商和情商甚至人格状态关联，不同程度上也就容易“修正”或者“撬动”观众对于明星的情感以及形象认知，从而扩散到以后观影选择的态度。因此，电影明星在“真人秀”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存在形象“损亏”的风险。

    比如，观众喜爱黄渤电影中的角色多是幽默搞笑的形象，可是在《极限挑战》节目中，为了达到更戏剧化的节目效果，节目组希望黄渤的“秀”更加突出一些，所以，观众看到黄渤在某一期完成节目组交代的快递任务时“摔箱子”“骂脏话”。这虽然达到了节目组预期的效果，吸引观众眼球，引发网友热议，但是，这一行为却对黄渤的明星形象带来损害。在另一档综艺节目《一年级·大学季》，佟大为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为了节目的高收视率损害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明星形象。究其原因，首先，明星人格“商品化”是明星作为“消费的偶像”的必然，“真人秀”节目的最大卖点就是“真人”，而“真人”的看点是人性和人格。其次，“真人秀”这种节目形态给观众带来的是“去角色”观看，即观众观看的就是黄渤本人、佟大为本人，观看的是明星本人的喜怒哀乐，然而，真人秀节目的狡猾之处就在于以角色扮演骗取“去角色”观看。

    许多明星的“真人秀”节目都是日播栏目，“轰炸”似地与观众见面，“知名度”“洋溢”或者“飙升”到老幼皆知，但是，“曝光度”过高也会产生“逆反”心理，产生了“太熟”而无新鲜感的“溢出”效应，也会波及到观众对于明星以后影视作品的无吸引力或者无趣味性，审美缺乏距离，演员形象“透支”的问题或早或晚会出现。青年演员过多涉猎“闹猛”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在心态上容易“飘浮”起来，而影响到“心静”地进入影视角色的咀嚼、体悟和创造，从而牵涉到表演的整体品质，甚至导致流于表层的喜剧风格的表演泛滥。

    孙佳山：今年以来，从歌手薛之谦的婚姻丑闻，鹿晗、关晓彤谈恋爱事件，以及《空天猎》票房不佳，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星形象、舞台发生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歌手薛之谦除了唱歌之外，受到社会一定程度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其参与了几档颇受欢迎的真人秀综艺节目，再加上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长期的形象塑造，使得其在并没有太过成功的歌曲和影视作品的情况下，依然拥有了较好的“人设”形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旦其实际生活与“人设”所呈现出现的形象相悖，自然就陷入到了新媒体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鹿晗这些典型的偶像意义上的粉丝明星，有着不同于传统高高在上的明星与追星族的被仰视 仰视关系，他们与其粉丝之间有着更为平等的互动关系；或者说，粉丝是建构和塑造他们形象的根本力量，这就是成千上万的粉丝在听闻鹿晗、关晓彤谈恋爱消息之后拍案而起的原因所在———这在既往的任何认识结构中都得不到合理的阐释。千万不要小瞧这些海量粉丝的巨大能量，在这个年代能够让微博这种巨无霸互联网公司服务器宕机的事件其实屈指可数，其效果甚至可以媲美一场黑客攻击。

    今天，从“角色”到“人设”，变迁中的影像伦理并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电视，或者文化娱乐工业的内部问题，这也是我们观察今天社会发展趋向的一个有力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