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11.11-2007.04.11）这位酷老头被誉为“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在20世纪后半叶，他被誉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旗帜人物。其作品风靡一时，美国年轻人几乎人手一本。

《纽约时报》称他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经典作家，《英国卫报》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文者之一。无论如何，他是20世纪最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天才。

在《五号屠场》《冠军早餐》《囚鸟》等名作里，他以荒诞绝望、黑色幽默风格写尽灾难、战争和悲剧，呈现战后美国光怪陆离的生活样貌。然而，长篇小说之外，冯内古特的数十篇短篇小说则常被遮蔽。

在冯内古特逝世十周年之际《2081：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的编订问世（以原版上市时间为准），集大成式呈现作家短篇成就，收录了他生前发表、先在杂志后结集、生前完成但未发表的所有短篇作品。

文 | 俞耕耘

01“他将要玩的游戏与在战场上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同。”

战争主题在冯内古特那里是一种“抽真空”存在，他常常用一种刻意经营的“负压”来写战后残局。要么是战俘遭遇、掠夺战利品，要么是抽象的善恶决斗、良心斗争。换言之，他把战争作为一种观念，正如在那部最具特色的长篇《五号屠场》里，他对大屠杀的描写兴趣并不强烈。避免对战斗场面的直接描写，或许是个明智选择，不仅是艺术考量，也出于一种现实――写自己知道的。作家的真实遭遇是：1944年，他所在的侦察小队在战场迷失被俘。他是作为战俘和难民，来看待战争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国王的人马》为何会在棋盘上模拟战争了，国际象棋里的吃子，变成了处死，战俘们成为棋子，上演了“下人棋”的骇人场景。亚洲军阀要“虐玩”美国俘虏，想在游戏里，按规则随机性杀人。所有战俘性命都赌在美国上校和军阀皮英的输赢上。“我认为，这是融合东西方思维的极好方法，你觉得呢，上校？这样子一搞，我们对深刻戏剧和哲学的喜好就满足了美国人对赌博的热爱”。尽管要赢一盘棋就像要打赢一场战斗，“将要玩的游戏与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同，从哲学的角度看”。

《五号屠场》原版封面

然而，死亡游戏却比战场送命更恐怖，因为这是经过算计和理性推导的残忍，需要你设计谁去死，怎么死，放弃谁，做诱饵，才能赢……所谓的丢车报帅，只对全局有意义，但对于个体说，那就是绝对死亡。上校用儿子作为牺牲，来换取整个棋盘，就是痛苦高潮时，丝毫不亚于芥川龙之介《地狱图》的惨绝。“自己眼看家人面对死亡竟没什么感觉，不禁感到困惑。等在黑暗监牢里时的那种恐惧已经消失了。现在他认出了这种怪异的平静――战争的老朋友。这种平静之下，唯有才智和官能的冰冷机械还在运作。这是将领的麻痹剂。这是战争的本质”。作家巧妙用战斗的缺席，来描摹一对犹如孪生的残酷性。如果说战场意味即刻的死亡，那么被俘，就象征着“死缓”，未知的折磨。冯内古特作为士兵的作战经验，远没有作为战俘经验持久深刻。这反而让作家对战争产生距离，有了跳脱的感知。《国王的人马》如同象征主义在现实主义身上的“借树开花”，它成为真正的“情境艺术”，隐喻了战争的游戏本质，只不过玩法就是死法。

02“这是一个浮士德式的诱惑故事。”

时空艺术，是冯内古特对战争的另一种“表现主义”，以至于他发明了一种特有时态――“将来过去式”。这种未来主义本就是古怪的，科幻对于作家来说，并非一种题材，而是一种叙事功能和结构。这可以把战争蕴含的荒谬逻辑突现得漫不经心，在我看来，这就是“用逻辑来推演非理性”的手段。时空的荒怪，并不丝毫影响叙事的理性，冯内古特需要在这种疯狂想象与冷静推进里找到制衡。《大日子》里安装了时光机器，“觉得就跟昨天似的，不过那可是早在2037年的事儿了”，甚至小说里只剩下一支军队――“世界军”，“吓人的打仗再也没有了”。

这种美好愿望很快就被推倒了，科学家们掺和进来，用时光机器射线划定“两道火线”（今天和1918年7月18日），士兵们重新在历史里和战争幽灵作战。这就是战争狂想症，意味和平的掘墓人，随时都想卷土重来。“那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场面，尽管这是一场已经打完一百多年的仗了。他想要抓住这个表现机会，尽管和平条约上的字都褪色到让你已经没法认了”。作家往往能以小事微澜逼入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战利品》就讲述了战胜者对占领区的报复性支配、掠夺和毁坏，而这种记忆又是由妻子的一句虚荣抱怨开始的。两个太太闲聊间说起各自丈夫的战利品，沃德太太炫耀了24人用的银质餐具，而保罗只带回一把弯曲生锈的德国军刀。而作家意在隐而不发地分析“良心的斗争”。保罗和他的朋友在艳羡别人的劫掠成果，“每个人都有一辆漂亮的自行车，许多戒指和手表，还有望远镜、照相机和其他让人眼馋的小饰物”。而他们却发现，唯一保留完好的只剩一个残疾男孩的拐杖。保罗活剥了一只兔子，之后他看到拐杖男孩拿着兔皮掩面而泣。这种反差对照的写法，从来不依赖抒情来赚的廉价伤心，就如同默片的画面冲击人心。《回首大决战》也是善恶观念的斗争，只不过实质是一场走火入魔――派恩的研究报告用魔鬼学来解释世界，魔鬼附身成了一切问题的借口。“这个世界的毛病是并且一直是魔鬼”，“我们的世界，就好像被施了恶毒的魔法，被分成了敌对的两半，并开始了一系列最终看来只能导致灾难结局的行动与报复行动”。

电影《奇爱博士》剧照

作家荒诞发明了脑洞大开的机构“联合国魔鬼调查委员会”，同时也在揶揄挖苦精神分析派的陈词滥调。“既然很多轻微精神病例可以通过与病人长谈、回忆过去得以治愈，魔鬼也许讨厌没完没了地谈论性和童年”，“胁迫各地的人经常到这些中心来，把自己从童年创伤和性压抑中解放出来”。甚至，艺术创作也是为了迎合这种搏斗，“几十个艺术家后来试图描绘这一场面，他们可以画出塔贝尔暴突的眼睛，涨红的面孔，隆起的肌肉，但他们无法再现哪怕一丝一毫这场斗魔大决战中他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这封书信体小说的落款就更具反讽，它来自靡菲斯特――魔鬼的主动挑衅与戏弄。一个浮士德式的诱惑故事，被冯内古特写得如同痴人说梦。

03“他更关心科幻背后的伦理问题。”

也许，痴人说梦正是冯内古特的一种叙述样态，因为他总是想写“未来之书”，不管他的经纪人和编辑们能否接受这些看起来并不符合杂志的古里古怪。科幻故事就是冯内古特创作的另一硬核。作家本人对“科幻作家”的标签却不以为然，正如编者在序言所说“他总是尽力告诫批评家并鼓励读者认识他的真实状况：他是一个了解科学的作家”。这让我们思考，科幻小说并不是什么科学加故事的焊接，而是怎么把科学本身变成一种叙事，科学本身要能接受某种前提，同时还要生产新的幻想内容。他的科幻都是关切自身生存，他很少去操心别的星球别的物种。

更重要的是，他更关心科幻背后的伦理问题，关注技术异化对责任义务构成的潜在威胁。《不可穿的身体》就是关于身心分离的奇异想象，其实在中国古典神魔志怪小说里，元神脱壳，各种附体，数不胜数。但这个故事却假想了“两栖生活”，主人公夫妇去“储藏中心”挑选，借来各种“身体”穿着。他们就像寄生蟹一样，隐身、遁形、在意外来临时抛弃旧身体，换上新身体。身体能不能当做衣服，破旧不满意就扔呢？它暗示长久以来，人类对心智的看重，对肉体的贬低厌倦，也许是廉价的“实用主义”价值在作祟。

电影《千钧一发》剧照

“人的生活困在这么个寄生壳里，必须没完没了地给它饭吃，防止它受到天气和细菌的伤害”，“生物一定能够再进一步，脱离身体。只要你停下来想一想，就会明白身体是纯粹的麻烦”。最后，敌人通过圈套诱饵捕获了两栖人，他们无法再跳脱。他们被敌人审判，没有死刑，而是接受难熬的道德说教。这反而成就了一种道德故事的深度：抛弃身体，就意味逃避责任、送葬人类的生活和进步。“两栖人都成了懦夫，在正需要他们的身体为人性做勇敢和重要之事的时刻，抛弃了自己的身体”。可以说，冯内古特善于给一些讽刺故事穿上“科学外套”，那种黑色幽默就来得更有药效，因为正襟危坐的胡说八道，反而更有意味。

骗术在洞察人性上反倒很彻底，甚至很有哲理。《看这儿，照相啦！》中的骗子包装了一种“猫过墙”的技术，其实不过是借刀杀人。“如果这只猫落到某个人身上，猫抓瞎了他的眼睛，那扔猫者是否要承担责任？”答案是只要扔的时候没有砸死人，之后再抓伤什么人，就和扔猫者无关了。骗子就是用这种拙劣的原理进行讹诈：给人偷拍照相，再把照片名单寄给真正的偏执狂患者，用以威胁他们交出酬金。“我感到极度恐惧，想象城里到处是一脸天真的疯子，突然行凶杀人，并逃之夭夭”。骗子说的话，也像对后现代都市病的嘲讽，这种戳穿往往是大实话。“（偏执狂）就是人能以一种非常智慧、见多识广的方式变得疯狂，世界就是如此”。“这是一个病态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精神不正常，对他们来说，无可救药。这些可怜和孤独的人，大多数人讳疾忌医”。

04“他并不想作为一个‘世情小说家’。”

冯内古特的短篇，很少触及两性婚恋，即使描写女性形象，也常常不在家庭婚姻范畴内。他早年曾抱怨过自己对女性人物缺乏一种经营能力，这倒并非说明他有某种“厌女”倾向。相反，他笔下的男性形象也显得“短软贫弱”，其真正意图或许在于“反浪漫”，并不想作为一个“世情小说家”。这正如其“反乌托邦”和“反文化”的趣味一样。

《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是鲜有触及家庭的作品，它有苦涩、烦躁与忧伤，也有回环式的幽默和温情。冯内古特总善于营造一个小团圆，即使有遗憾，也能让你放松舒适。镇痛是作家的一种手段，你很难忍受一个刺痛锐利的尾巴，冯内古特当然也明白。故事写女明星和她第五任丈夫默拉走到散伙尽头，作家给出的解释是多选题：不懂爱的含义、错过生活、冷淡厌倦、想的太多、缺钱。最终与儿子约翰和解，回到前妻身边。这种故事大约和卡佛气质很像，只不过并不像卡佛无聊而已。比如“我”调换浴室的门板印有女明星头像，妻子用玩笑来打消误会的“尾声”处理，仍有不大不小的戏剧感。

05“2081年，没有人比其他人聪明。”

在我看来，作家的短篇艺术是有层次感和包裹性的。他能以喜剧效果包裹悲剧风格，以寓言化思维装置现实性情境。换言之，作家的许多故事都能剥离出硬壳和软芯来，就像牙釉质包裹了丰富的牙髓神经。同名小说《2081》就是一篇关于未来寓言的佳作，我想他的设计感并不弱于奥威尔的《1984》。作家假想未来绝对平等的恐怖社会，不止在上帝和法律面前平等，而是在所有方面平等。2081年，“没有人比其他人聪明，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好看，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强壮或敏捷”。

改编《2081》电影海报

小说辛辣在于，戳中了平均主义的危险，每个人智商样貌和能力，都要相同。因此，怪诞的权力机构――“助残会”产生了，它命令美貌女人戴面具变丑，聪明人装上助残器，智商报废……乔治夫妇的儿子哈里森就是反抗者，他意识到了唯有“竞争”和“刺激”，才能颠覆这种社会定律。他要当新的国王，选定最美的女人当皇后，分封有才能的音乐家做贵族。结果却被助残会会长射杀镇压，社会退回到一片混沌的稀里糊涂。这种政治寓言，虽有映射激进极左之意，但其更深意义却在人性与社会机制的洞察上。

《2081：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的面世提醒我们：短篇创作始终是冯内古特的谋生之道，也是他走上作家之路的起点。正是在给时尚杂志、女性杂志投稿的历程中，作家承担了全家开支，维持着美国中产生活的稳定性。这些因素也帮助我们理解，作家如何在杂志编辑、经纪人的帮助下走向成熟，又是如何处理题材写法与市场读者的微妙关系。

毕竟，在没有成为大师之前，“为谋生的写作”，是冯内古特面对的最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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