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沈从文的笔下，虽有乡土，但却已脱离乡土，以一支笔在文化中心搅动那一波波湘水，遥想着那田园色彩的乡土，剥离出现实，直冲出姿态来。

鲁迅把沈从文、萧乾、汪曾祺一派的“乡土文学”称为“寄寓文学”。因为这文学俯视小世界的根性，舒缓，而不乏欣赏。极不现实，却如歌如梦，似那湘西，那作为罪恶都市世界对立面的存在，以另一种角度批判现代文明。

文人的梦，向来都不是现实的。譬如沈从文的句子，看似清淡，长短不齐，甚至不乏病句，却能抒发出山情水意来。他写着下层社会，却形而上的关心着人类文明的走向。绝不是仅仅限于湘西那一块地方的。就像陶渊明，虽然高唱“采菊东篱下”、“种豆南山下”、“带月锄禾归”，但其精神之追寻，是极其贵族化的。

汪曾祺写沈从文，说“沈先生家有一盘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盘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沈从文的眼界里，是草，是平凡，是小。但他的梦特别大，特别矛盾。就像《边城》里的翠翠，梦里，翠翠听到二老傩送的歌声，被这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

梦外，翠翠大清早提着篮子去小山后掘竹鞭笋，带回的除却十来根小小鞭笋，还有一大把虎耳草。

翠翠的爱情是有统一性的，但描写是分裂性的。

这正是沈从文的矛盾。

文学寄寓

文学关心的是人，是心，是思想。但心和思想需要寄寓。沈从文毕其一生，都如此追求。你看他写的那些山山水水，安放了多少灵魂？他不断地要求自己的小说要有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这是一种浪漫主义！

但当执行时，他选择了反方向——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然而，他踏踏实实地做到了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

他说那是他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他就是这样把文学寄寓了。以“美在生命”的文字方式，不断地造他那“希腊小庙”。把特殊意义表现出来，并反思。以原始的笔触，凸显自然生命的形式，赞美人性美，反对人性之沦落。

可是呀，你看他，可以把“人性的扭曲”和“人与自然契合”烛照而统一于文字。

一边批判，一边追求。

沈从文真是个矛盾的人。

也许，他的灵魂深处幻想着一种绝对理想的、充满艺术美的情。

包括爱情。

所以，他一遍安放灵魂，寄寓文学，一遍追寻他的爱情，却从没想过这是一场放逐。

他们是彼此放逐，包括爱情

假如爱情落在沈从文这种矛盾文人手里，必判死刑。如茅盾说的——在到手的一刹那，改变了模样。

沈从文的现实，绝不如他那文学神庙里的浪漫。

沈从文下放之前，那是 1969 年。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去看她，房间乱的无处下脚。张允和只好站在沈从文面前。

落魄地像一个乞丐，却从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他还是恋着最初。承认自己没想过放逐。

确实，他似乎没想过放逐。

你看他给张兆和的那些情书，简直把他那神庙里的所有美都搬了出来。他假装糊涂啊，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了。”

张兆和惊得无以复加。她说不。

很顽固地拒绝，即便是胡适在撮合。胡适很尴尬的说：“沈从文嘛，文章写得好，你们可以通信嘛，沈从文在顽固地爱着你啊。”

张兆和说：“我也是顽固的不爱他啊！”

沈从文的举动是矛盾的——如果你不爱我，那么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一是自杀。

谁劝也没用，胡适也劝不住。

沈从文把爱情先做了寄寓，完全寄寓在张兆和身上。

连情书里，都是《边城》的味道，一种感情的寄寓。

“你的眼睛还没掉转来望我，只起了一个势，我早惊乱得同一只听到弹弓弦子响中的小雀了。

“我侥幸又见到你一度微笑了，是在那晚风为散放的盆莲旁边。这笑里有清香，我一点都不奇怪，本来你笑时是有种比清香还能沁人心脾的东西！

“在山谷中的溪涧里，那些清莹透明底出山泉，也有你底眼睛存在：你眼睛我记着比这水还清莹透明，流动不止。

“当我从一面篱笆前过身，见到那些嫩紫色牵牛花上负着的露珠，便想：倘若是她有什么不快事缠上了心，泪珠不是正同这露珠一样美丽，在凉月下会起虹彩吗？”

美的文字，是最能打动少女心的。可能，可能吧，张兆和没读懂沈从文文字里的矛盾。当他们在黄昏里走在九如巷时，夕阳橙红，拉长两个肩并肩静走的人的身影，脚的石板路，凹凸不平，两侧的砖墙灰白色。悸动若有若无，一切都是古朴简雅的样子，石板上刻的都是爱你。

张兆和彻底投降了。

没有结婚戒指，没有西装革履。

张兆和很快很现实，生活不就是现实么？她甚至对沈从文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但明显沈从文不是这样认为的。

沈从文是做梦的文人。你看他成婚后的信，还是那么梦幻——

“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三三，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

这种土味情话，实际上 是一种文字上的造梦。

张兆和入梦了，甚至仿照沈从文叫她三三的方式，叫起沈从文二哥来。

但胡适当年给沈从文说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沈从文在张兆和面前彻底失去自信，看到他的目光，都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张兆和讨厌着他的文字，他的错别字，他的错误语法。

沈从文不，不行，你虽然是我的梦，但你不能侮辱我文学神庙里的梦。

他彻底失去了寄寓之所，他要放逐爱情，放逐张兆和，当然，也是放逐自己。他就和那小女子莫名其妙的相恋了啊。

张兆和从来没有仰慕过，甚至是鄙夷。

但这个叫高青子的文艺女青年仰慕。沈从文的那种高贵气，曾被张兆和折腾得几乎变成谄媚。这时候，他可以反过来了。

沈从文却空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告诉张兆和，便对林徽因诉苦。

林徽因说：“人生就是这样的。你的诗人气质造了你的反，使你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

一针见血，就是诗人气质与现实自我的矛盾。

坦白之后，沈从文又回到了原地。

他说呀：“我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

他还说：“我真的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的漩涡里去。”

这种矛盾，沈从文一生都没解决。就像他最后依然坚持写信，孤独的写，他说：“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是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如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他走了，带着未解决的矛盾走了。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他说。当张兆和明白之时，已是过去的过去了。

原来，他们是彼此放逐，包括爱情。沈从文到底寄寓了文学。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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