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常觉得焦虑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大到人生规划、工作竞争、婚姻生活，小到选择困难与社交困难......凡此种种，它们带来的焦虑无不拉扯着现代人本就脆弱的神经。那么你是如何面对焦虑的？逃避抑或是惯性麻木？但这都不应该作为我们正确对待焦虑的方式。

如果你不想再频繁用着“我太难了”的表情包，沉溺在无止境的焦虑中。你应该直面自己的焦虑、认真审视它，并层层剖析内心深处的恐惧。毕竟，战胜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面对焦虑。

卡伦·霍妮（1885~1952）德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被公认为是与阿德勒、荣格、兰克、弗洛姆等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

恐惧与焦虑

若是一位母亲，仅仅因为孩子患上轻微感冒或是身上出了丘疹，就害怕会因此永远失去他们，我们把这种情绪反应叫做焦虑；但若是孩子患上了重病，她因此而害怕痛失至亲，我们则称之为恐惧。又比如，若是有一个人身处高位，或明明与他人讨论的是自己擅长的话题，却还是感到害怕，我们称这种反应为焦虑；但若是一个人在电闪雷鸣的雨天迷失于深山老林之中，我们则把他这个时候的害怕称为恐惧。我们可以将二者作一个简明的区分：恐惧是在面对危险时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面对危险时不适当的反应，或者可以说其为面对假想危险的一种反应。

无论恐惧还是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导致恐惧的危险更明显且更客观，导致焦虑的危险则往往是潜在且主观的。也就是说，焦虑的强弱与当下情景对人的影响成正比，至于其焦虑的原因，表现者自己本人基本上也不知道。

焦虑与恐惧间的这种差异，其现实意义在于让我们明白，焦虑并不是由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危险引起的，而是由内心感受到的危险所造成。

一般人很少会留意焦虑在其生活中的比重。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能回忆起他们童年时有过一些焦虑，或是曾做过一两个令他感到焦虑的梦，又或是身处日常生活之外的某些境况中曾有过一些担忧，例如，与一位大人物作重要谈话之前，或是一场考试之前。

表现焦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它可能以一种弥散性焦虑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示出焦虑症的发作；也可能依附于某种特定的情境或活动，例如高楼、街道或公共场合；还可以通过更确定的事情表现出来，例如担心精神失常、患上癌症，或怀疑自己误吞了什么异物等等。我们也很可能在承受焦虑时，自己没有丝毫察觉。

事实上，我们似乎在竭尽全力摆脱焦虑或是避免感知焦虑。这种做法有许多理由，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便是：严重的焦虑是最折磨人的情绪之一。那些承受过重度焦虑的患者可以告诉你其中的恐怖，那是一段宁死也不愿再经历一次痛苦。除此之外，焦虑中包含的某些情感因素，很可能也是个人所无法承受的。

其中一种便是无力感。

面对极大的危险时，一个人仍可以生机勃勃、斗志昂扬，但若是处于焦虑的状态下，那他只有孤立无助的感觉。对那些把权力、地位、掌控倾向置于首位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是一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他们憎恶这种感觉，因为自己无能为力的现状与理想中的自己极不相称，好像那样就证实了他们的软弱和胆怯。

包含在焦虑中的另一种情感是显而易见的非理性。

对于某些人来说，允许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简直是一件不堪忍受的事情。这些人心中会隐隐觉得自己正处于会被一股非理性的异己力量吞噬的危险境地中，由于坚信理性的力量，他们已经在无意识中将自己训练成了严格服从理智支配的人，因此对这群人而言，他们坚决无法自觉接纳非理性因素。除了种种个人动机外，后者的反应行为还涉及到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极力推崇理性思考、理智行为，对于那些非理性或类似非理性的东西，我们将其一律认作低级之物。

再没有比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更令人反感的事情了。然而，一旦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正陷于恐惧与防御机制的迷网中，他越是束手无策，就越是沉溺于自己将每件事都处理得完美无缺这一错觉中，进而越本能地排斥任何暗示——即便是间接的或含蓄的暗示。他们不认为自己身上有任何错处，也不认为自己作出需要任何改变。

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下，主要有四种掩盖焦虑的方式：

一、将焦虑合理化；

二、否认焦虑；

三、麻醉自己；

四、远离一切可能引起焦虑的思想、感情、冲动以及处境。

第一种方式——将焦虑合理化，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将焦虑转化为合理的恐惧，借此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

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转变的心理价值，那么也许就会认为这种转变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就像一位关心过度的母亲无论是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自己的焦虑解释为一种合理的恐惧，实际上只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子女。然而，我们可以以无数次的实验结果向这位母亲证明，她的反应不是合理的恐惧而纯粹是焦虑，并暗示她，这种焦虑是由于她片面地看待危险而最终造成的，其中包含了诸多个人因素。我相信在听了这话后，她一定会大加反驳，并想尽办法让你明白是你错了：玛丽小时候不就得过这种传染病吗？约尼不就是因为上次爬树而摔断腿吗？最近不是有个人经常用糖果拐骗孩子吗？她的这些行为不就是因为太爱孩子，害怕他们受伤吗？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见到有人为了自己的非理性态度激烈辩护，那就可以肯定，对于这个人来说，这种辩护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那位母亲情绪如此强烈，但她不仅不会因为这种情绪而感到无能为力，反而会觉得在这种处境下应该积极做些什么；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懦弱，反而为自己的高标准而感到自豪；她不仅不会认为自己的这种态度是由非理性因素引起，反而会觉得自己又理性、又合理；她不仅看不到这种改变自己的挑战，反而会坚决地将自己的责任转移给外部环境，并借此逃避面对她自己的内心动机。当然，她最终会为这些暂时的逃避付出沉重的代价，然后永远也无法摆脱内心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她的孩子也会因此付出代价。可她全然意识不到，事实上，她也根本不想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其内心深处，她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幻想，以为可以在不改变自己态度的情况下得到改变态度后带来的益处。

这一原理适用于所有将焦虑看作是正当恐惧的倾向，无论是对分娩的恐惧，还是对疾病的恐惧，或是对饮食失调的恐惧，甚至是对天灾人祸和对贫穷的恐惧。

第二种——掩盖焦虑的方法是否认焦虑本身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其存在，我们并没有办法真正地化解焦虑；而否认焦虑的存在，也就是指从意识层面将焦虑排斥在外

在这一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反应，如颤抖、流汗、心跳加速、窒息、尿频、腹泻、呕吐等。在精神方面则会有焦躁不安、易冲动或有麻木呆滞的感觉。我们感到害怕，并意识到自己害怕时，以上这些感觉和生理反应便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同样，现存的焦虑被抑制后，这些感觉和生理反应也是其唯一的表现方式。在后一种情况下，焦虑的个体能意识到的只有这些外在的表现依据，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他总是忍不住要频繁小便，或在火车上总是觉得头晕目眩想要呕吐，又或是夜里时常盗汗等等。而这些所有的表现，通常是没有任何生理原因的。

但我们同样可以在意识到焦虑后，主动选择否认其存在，换句话说，就是企图战胜焦虑。这种情况与一般发生在正常人身上的差不多，就像是故意忽略恐惧一般，逃避它的存在。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士兵面对恐惧时，受战胜恐惧的冲动驱使，他会表现得英勇无畏。

第三种——掩盖焦虑的方式是麻醉自己。这种行为可能是有意为之，可以通过如同“麻醉”表面意思般用酒精和药物达到目的

当然，除此之外，也可以采取许多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方式达成。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在处于对孤独的恐惧下，积极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无论神经症患者是自己意识到了这种恐惧，还是隐隐察觉出了一些不安，这种方式都不可能真正改变神经症患者的处境。另一种麻醉自己来摆脱焦虑的方式，是寄情于工作，这一点可以从一些患者工作上的强迫性倾向，以及节假日休息时的焦躁不安感中窥见一二。

除此之外，尽管过量睡眠往往并不能更好地消除疲劳，但神经症患者也可以通过无节制的睡眠来达到同样的麻醉目的。最后，性行为也可能被当作是舒缓焦虑的“安全阀”。人们很早就发现，焦虑会导致强迫性手淫，但人们并未意识到，事实上焦虑可以引起各种形式的性关系。对于那群将性行为作为舒缓焦虑的主要方式的人而言，如果没有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片刻没有得到满足，他们都会变得极度焦躁而不安。

第四种——摆脱焦虑的方式是所有方式中最彻底的一种，即避免一切可能引起焦虑的情况、思想及感受

这可以是一段自觉的选择过程，就像怕水的人避免潜水，怕高的人不愿登山一样。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一个人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避免它。但他也可能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其存在，模糊地意识到自己逃避焦虑的方式，或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焦虑的折磨，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选择的逃避焦虑的方式。例如，他会在丝毫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用拖延事情进度的方式逃避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比如迟迟不做决定、拖着不去看医生或一直不回信等等。或者，他可以“假装”无所谓，即主观地认为那些实际上他极为在意的事情毫不重要，例如参加讨论、对雇员发号施令、与他人断绝关系等等。又或者，他可以“假装”自己不喜欢做某些事情来达到摆脱焦虑的目的。例如一个女孩，因为害怕在晚宴上受到冷落而拒绝参加晚会，并想方设法让自己相信，这是因为自己本来就不喜欢社交集会。

逃避产生的抑制状态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去探求这种逃避倾向在何种情况下会自动发生，那么我们就会遇见一种抑制状态。这种抑制状态的表现为：无法完成正常的事情、无法感受情感或无法思考问题，而其作用就是避免因这些事而引起的焦虑。在这种状态下，患者无法自觉意识到焦虑，也就无法通过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状态。这种抑制状态在癔症型功能丧失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癔症型失明、癔症型失语或癔症型肢体瘫痪等等。在性领域中，抑制状态通常表现为性冷淡及阳痿，但不可否认，这些性抑制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在精神领域中，抑制状态又表现为难以集中注意力、难以形成或表达自己意见、不愿与他人接触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抑制现象。

现如今，抑制作用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而且，一旦抑制作用充分展现出来，是很容易被人辨识的。尽管如此，对于那些帮助我们意识到抑制存在的先决条件，我们仍需简单地思考一下。否则，我们很容易就会低估抑制作用发生的频率，要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多少抑制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先意识到对做某件事的渴望，然后才能意识到对这件事而言自己的能力不够。举例来说，我们只有先意识到自己对什么有野心，才能意识到我们在那方面有哪些抑制。可能有人会问，我自己的愿望我自己难道不知道吗？

事实上，我们的确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人正在听另一个人读文章并同时进行思考，听着听着，他发现自己的意见与文章中的相左。这个时候，如果他身上的抑制作用很微弱，他便会萌生怯意，不敢将自己的批评意见表达出来，但若是其身上的抑制作用很强烈，这种抑制就会阻碍其组织自己的思想，很可能在讨论会结束后，或者第二天清晨，他才能组织好自己的想法。这种情况下的抑制作用只会延缓个人思想的形成，但若是抑制作用变得更加强烈，甚至也可以令人根本无法形成任何批评意见。若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假设他确实不同意文章中的观点，也可能会盲目接受别人所说的一切，甚至还表现得十分赞赏这种观点。换句话说，如果某种抑制作用足够强烈，强烈到会阻碍我们的愿望及冲动的地步，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得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了。

因此，实际上，每个人都给自己建立了我之前提到过的防御机制。一个人越是病态，防御机制对他人格的影响就越大，他无法去做或者想不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力、精神状态或教育背景，让我们可能对他抱有期待，希望他可以完成这些事情，但结果也总是令人失望的。焦虑越是严重，表现出的或微妙或明显的抑制倾向也就越多。?

本文节选了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症人格》

《我们时代的精神症人格》

作者:[美]卡伦·霍尼

译者:冯川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