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臭万年的“诗坛顶梁柱”

明朝文化百花齐放，却也有“拖后腿”的一项：诗歌。

特别是比起明代时争奇斗艳，今天更享尽“名著”光环的明代戏曲和小说来，明代诗歌的发展，却是相当的凄然：开国的一百多年，主要尊奉“台阁体”风格，以“颂圣德”为主题，内容流于呆板生硬。明中期起又流行“诗必盛唐”的理念，开始追求起盛唐诗歌的情怀境界，却也常见简单模仿，创造力十分匮乏。媲美唐诗的佳作？基本没影。

但晚明年间时，终于有一位牛人横空出世，为暗淡了几百年的明朝诗坛，漂亮撑起了场面。

对这位牛人的灿烂诗篇，不管是明清的名家，还是近代的大师们，那真是集体服气。“荣耀光环”更加了一堆。章太炎赞他“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也就是集王维孟浩然等牛人的优点于一身。陈散原认为他“当标为五百年作者”，简直是14世纪至19世纪“中国诗坛第一人”。中国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更给他重要好评：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读明朝的诗，必须先读他的诗。这就是明朝诗人里的“顶梁柱”。

但奇特的是，如果说起这位“诗坛顶梁柱”的人生，后世的仁人志士们，通常都要先来一声“呸”！清朝人修《明史》时，更是“削其诗不登艺文志”，明朝以来的各类戏曲里，此人也是标准的奸角形象，一登台就要让观众骂的类型。甚至到了民国年间，在他的安徽家乡，数百名前清秀才还集体撰文澄清，坚决不承认这位“顶梁柱”是老乡。老乡？丢不起那人。

如此名声臭大街数百年的“文学牛人”，正是明末一代风流才子，亦是载入史册的奸诈小人：阮大铖。

二：大明文坛奇才

阮大铖，字集之，万历十五年（1587）生于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枞阳县），他生在富足的官宦世家，享受优越的教育条件，又兼天资聪颖，从经史子集到各种杂学，他都是“无不荟聚而掇拾之”。然后十七岁中举人，二十九岁高中进士，还做了东林党巨头高攀龙的得意弟子，年纪轻轻，就已名满天下。

而在文化繁荣的晚明，满腹锦绣的阮大铖，当然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比如在明代戏曲领域，阮大铖就热情高涨，一生创作《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忠孝环》等十几部剧本。才思更是“狂飙”速度：代表作《牟尼合》，他十六天就一气呵成，长达四十六出的《双金榜》，他也仅有二十天，就酣畅淋漓交稿。而且各个都是爆款，上演就是票房爆满，甚至历经几百年时间考验，至今传唱不衰。

放在今天，如此有才华有速度的阮大铖，也必然是作品爆红的“大神级”作家，轻松霸占作家富豪榜。

而他在文学领域贡献更大的，就是诗歌创作。

在那个“诗必盛唐”风气流行的晚明年间，阮大铖首先一个重要突破，就是诗歌理论。针对那些掰碎了研究模仿唐诗的同行们，阮大铖漂亮提出了“传情”“志时”的理念。什么模仿唐朝诗歌？什么遣词造句都要效仿唐人？诗歌首先就要表达真情实感，要“传情”，不是生硬堆砌辞藻。更要“志时”，不能虚无缥缈的无病呻吟，能接地气触及现实生活感受，才有真正的好诗。所谓“盖闻才从情生，情从境感，心有所会，响亦随之”，正是阮大铖的真知灼见。

可别小看这简单几句，之前一度走歪数十年的明代诗歌，就这样总算被拽回到正路上，甚至清代至近代的戏曲小说等各领域，都从阮大铖这一系列理论里受益匪浅。

而在阮大铖一生创作的两千多首诗篇里，他更践行了这“传情”“志时”的理念。几乎每一首诗，都一扫晚明诗坛的“学唐朝”风气，句句充满灵动气息。崇祯年间的礼部尚书叶灿，更是一句话点中了阮大铖诗作的强大之处：“其诗有壮丽者,有澹雅者,有 旷逸者,有香艳者。至其穷微极渺,灵心慧舌,或古人之所已到,或古人之所未有”。写诗？他就是全能类型！

有多“全能”？比如阮大铖的《还山诗》，一句“山中暇日浑闲事 芳草春深抱犊眠”，道尽山中圣后的悠然自得。又比如写风景，他的《百子山别业》里，那“瀑水当轩落，清音动草堂”的风光，“晚集山灯下，依依话老农”的其乐融融，句句令人身临其境。甚至忧国忧民的情怀，更在他诗中句句渗透，比如《空城雀》里，那“白骨如丘陵，乱发如青苔”的惨状，又比如《洮州健儿行》里，那“若斩楼兰报天子，士女何惜倾壶浆”的呐喊，声声催人断肠。

读阮大铖的诗，就能读到关于晚明的一切，包括江南清丽的风光，士大夫闲适的生活，乃至北方不休的战乱，敌骑践踏的惨状……他的诗，就是一幅包括了欢笑与灾难的，晚明生活的图卷。在整个明代，能有如此创作境界的诗人，仅阮大铖一位。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拥有如此辉煌成就的阮大铖，会落得名声臭大街的地步？那就要说说阮大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做官！

三：身败名裂的“名利梦”

其实，虽说阮大铖的诗篇里，充满着各种感人的情怀。但在阮大铖自己看来，他的“终极情怀”就一件事：做官。以他自己原话说：“宁可终身无子，也不可一日无官。”

而他那一身喷薄的文学才华，也同样是阮大铖仕途的“敲门砖”。写戏曲？那是为了拼命刷声望，抬高自家身价。写诗？他的两千多首佳作，绝大多数都是与朝中权力人物的应和诗，诗中那拳拳“真情实感”，全是为了拉人脉。

不过事实上，早年步入仕途时的阮大铖，根本不需要这么费劲。他是高攀龙的高徒，东林党的青年才俊，平日更以才学辩论闻名，天启初年时更是“人人以公辅期之”。甚至权阉魏忠贤编《东林点将录》时，阮大铖也光荣上榜，位列“没遮拦穆弘”，俨然东林党里的后起之秀。

可偏偏就在魏忠贤大肆整顿东林党的风暴里，一向形象良好的阮大铖第一次人设崩塌，转身就投靠了魏忠贤，靠帮助陷害昔日的东林党“战友”，换来了太常少卿的高位。但那时的阮大铖，还是比较知羞，上任没多久就受不了骂声，拍屁股辞官回家了。

但这番卖身投靠，阮大铖也在东林党里挂了号，魏忠贤倒台后，在家赋闲的阮大铖，依然被东林党穷追猛打，几次出山为官的大好机会，全被东林党搅和黄。可这十多年的憋屈人生，除了继续磨练出阮大铖的才华，却也练出了他的厚脸皮。

终于，待到崇祯皇帝上吊，南明弘光小朝廷立国，靠着南明权臣马士英庇护的阮大铖，终于如愿以偿，一口气爬上了兵部尚书的高位。对昔日的“战友”东林党们，这位晚明大才子更是露出了獠牙，一边大肆的兴起大狱报复，一边拼命卖官鬻爵，恨不得一口气把好处全捞尽。危机重重的南明，当然也加速乌烟瘴气。南明在清军的攻势下一触即溃，身兼国防大任的兵部尚书阮大铖，确实是“大功”。

也正是在南明覆亡的危情年代里，名满天下的大诗人阮大铖，更是暴露了他人生最无耻的一面：南明不行了？不还有大清嘛，让我当官就行！接着又拍拍屁股投降了清军。在跟随清军南下的路上，六十岁的阮大铖，更是说出了他人生里最无耻，亦“名垂青史”的一句话：“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

说完这句话没多久，“铁骨铮铮”的阮大铖就身患重病，在清军兵营里一命呜呼。对这位“忠臣”的死，清军情绪也很稳定，随便找个地方草草埋了，连墓碑都没立，以至于尸体都不知所踪。做叛徒，再有才，也不被待见。

也正因这番无耻的晚年，阮大铖的名声，自然也彻底臭到家。他的代表作品，自入清以来就被各种抹去。《桃花扇》等经典戏曲里，更生动刻画了其无耻的形象：有才无德，哪怕有才如阮大铖，照样会牢牢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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