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解放初期，有一批老画家，找不到活干，没有收入，坐困愁城，处于饥饿的边缘。这些画家的特点有二：第一，他们都有相当的名气，不少还是著名的国画大师，如齐白石、汪采白（汪礼祁）、杨仲子、孙诵昭、叶浅予、陈半丁（陈年）、于非闇、汪慎生、秦仲文、吴光宇、吴镜汀、王雪涛等人；第二，他们不在体制内，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靠卖画为生。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不稳定。

1953年，老舍夫妇和齐白石在一起

那时候，私人买画、藏画的十分少，国画市场基本不存在，因此，大部分老画家就算有浑身的本事，也无人问津，没有收入。他们年纪大了，转行也难，而且用传统的画法去画新时代的内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在无法解决温饱的时候，老画家们想起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1899—1966）。老舍是他们的知音，其中齐白石、于非闇、杨仲子、孙诵昭还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的老师，教过她写意和工笔。他们知道老舍爱画、好客，便带着自己的作品登门“讨教”。秦仲文、吴光宇、王雪涛等老画家常和老舍来往，国画大师齐白石、于非闇两位老先生与他的接触也非常频繁。

老舍很热情地款待他们，每次都不让他们失望而归，总是挑上一两张画，当面支付现金买下来。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来老舍家的老画家们络绎不绝。

对一些脸皮薄，不好意思登门求助的画家，老舍常常利用过年过节的机会，让画家夫人胡絜青替他去探望，逐家送上几十元钱，让他们添置点衣裳，采买些年货，过个快乐的新年。

胡絜青回来向老舍叙述：哪位老画家家里窘迫得家徒四壁，家产完全变卖了；哪位画家几乎揭不开锅了……听了这些话，老舍心情十分沉痛。他把北京市文联的干部找来，说：“这事我们得管一管，不能让他们挨饿！”他还强调一句：“他们可都是身怀本事的人啊！”

老舍亲自拟写了一个大名单，列了几十位北京老画家的名字，根据穷困程度，请北京市文联的干部把钱数不等的“过年费”迅速送到画家手里。这钱是以北京市文联的名义送去的，是政府的慰问金，不同于夫人送去的私人小礼金。老舍想借此向画家们暗示：新政权并没有忘记他们。

救急不救穷。老舍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画家的处境，必须设法扩大国画的销路。他建议开辟一个国画商店，画家们可以把自己的画作拿去寄卖，还可以张贴广告，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订画。

1949年8月，在老舍倡议下，挂靠在北京市文联的“北京新国画研究会”成立了，齐白石、叶浅予、陈半丁等为主要负责人，并举办了较大规模的会员作品展览及山水画、花鸟画、扇面画等单项展览。该会于1953年改称“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齐白石、何香凝、叶恭绰任名誉会长，陈半丁、于非闇任正、副会长。

在这里，老画家们一方面学习政治，一方面切磋画技，还接受市文联介绍来的专项任务，为各类出国代表团绘制礼品画。

老画家们的画作慢慢能卖出去了，渐渐地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老舍并不安心，他想搞一件更大的事业——成立“北京中国画院”。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国画的优良传统保存下来，不能看着它绝种断代，要让国画的创作和时代的发展紧紧结合，要给画家们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新国画。

这个设想让老舍着迷。他召集座谈会，起草报告，亲自去找周恩来总理协商。他对总理说：中国画院将是个国家事业单位，把北京的老国画家们聘进来，拿固定工资，或者车马费，为他们设立画室，组织写生和体验生活，请齐白石大师当名誉院长……

周恩来与齐白石

周恩来痛快地答应了老舍的请求，指示马上开始筹建。1956年6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报告和实施方案。

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北京画院）成立的那天，周恩来及郭沫若、陆定一、沈雁冰（茅盾）等300余位文化界、美术界知名人士出席了成立大会。周恩来做了长篇讲话，规定了画院是创作、研究、培养人才、发展我国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周恩来指出，国画家要搞好团结，批判继承中国画的传统，不断提高，超过前人。各种画派都应吸收，百花齐放，众美争艳；各种画派都应让它放一放，只有在长期考验中，才能决定美不美。他希望画家们要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创造新美术而奋斗。

北京中国画院成立时，入院的画家由文化部直接聘任。著名画家有齐白石、叶恭绰、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王雪涛等。艺术大师齐白石任名誉院长，叶恭绰任院长，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任副院长。

叶恭绰

“北京中国画院”于1957年创办了大型画刊《中国画》，这是新中国唯一的一本大型中国画刊，行销全国和世界各地。当时的中国画创作，如齐白石的《和平颂》《中国万岁》，蒋兆和的《给志愿军叔叔写信》《热爱和平》，姜燕的《考考妈妈》，潘絜兹的《敦煌石窟的创造者》等，都是画家们努力用画笔反映新社会欣欣向荣气象的成功之作。

许多老画家不但吃上了“皇粮”，端上了“铁饭碗”，而且发挥了其特长，拥有了比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蒋兆和作品《给志愿军叔叔写信》

老舍在1940年悼念其恩人宗月大师（刘寿绵）时写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导我向善，正如35年前，他拉着我的手进入私塾那样！”这其实也是老舍的内心自白和写照。

老舍心肠好，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其性格天真、率直，讲人性，有着浓厚的人情味。他是个真正的、可奉为楷模的人道主义者。他那慈爱智慧的光芒照亮、温暖了许多人的心。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