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兴趣的始终是我自己。”

——深濑昌久

深濑昌久，日本著名摄影师。因家族世代经营照相馆，从小与摄影结缘。20世纪70年代，深濑昌久与细江英公、森山大道等人一同设立了workshop摄影学校，并成为日本战后摄影的重要人物。

这句话是深濑昌久为“最后”一部摄影作品集所写的解说的开头。深濑昌久在美国摄影杂志Aperture（光圈）创刊40周年纪念刊上刊登了也许是他以摄影家身份发表的最后一部摄影作品集MASAHISA FUKASE Untitled，1992。

深濑昌久与细江英公、森山大道等都是日本战后摄影的重要人物。代表作品摄影集《鸦》《家族》等。1992年因不慎摔伤，脑部造成严重挫伤，丧失语言与记忆能力，而退出摄影圈。2012年去世。

收录于 深濑昌久《鸦》

“深赖先生，能看到对岸吗？”

高台上的养老院里，午后总是充满阳光。树木覆盖的绿地，在眼前拉伸得又细又长。我决定晴天下午一点左右去探望深濑先生。我能做的也只是推着轮椅在那个公园里散步。深濑先生摔倒之后这三年时间里，已经差不多能写自己的名字，能认得出我了。偶尔，我会偷偷让他抽烟，观察他的样子，推测一下深濑先生的思绪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深濑先生就只是望着窗外。

“深濑先生！深濑先生！……”

我试着向他打了好几次招呼，他只是望着窗外远处，身子连动也不动一下。

有一天下午，我隔了好久前去拜访他的时候，偶然翻看了一下放在床上枕头边的笔记本。

“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

笔记本的正中间部分，写了差不多有三页半。这是深濑先生的字。他可能明白自己所处的状况吧。这让我感到惊讶，同时又觉得很不安。医生告诉我们，由于脑挫伤损伤了一部分大脑，记忆也丧失了，只留下了一部分，而且重返社会所必需的“意志”已经不在了。他应该是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状况的。实际上，多年来照相机一直在他的床铺旁边放着，却没有使用过的痕迹。笔记本上留下的，像是深濑先生忽然明白了自己的状况之后乱写一通的字迹。我不由自主地站在四楼窗前往下看，红色或粉色的杜鹃花树丛沿着建筑物排成排。深濑先生也许会跳下去吧。午饭后悠闲舒缓的时光，大家那平稳的时间充满了整个大厅。远处，多摩地区的住宅整齐地排列着，沐浴在波浪一般的阳光下，闪烁着白光。

“人生是无聊的，摄影就是消磨时间。”

深濑先生的声音重新在我耳边响起。连无聊这种心情都已经无法意识到的深濑先生，莫非已经全都明白了？我把轮椅推到大厅尽头的桌子那里，然后，凝视着深濑先生的脸，凝视着他那双小眼睛。

“深濑先生，深赖先生，听到了吗？能听到吗？”

深濑先生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四方形的窗户像相框一样映在他的瞳孔上。初夏那郁郁葱葱的树木随风起伏，光在他的眼睑深处闪耀。午后的阳光照射在飘扬的叶子上，光辉增减摇曳，同时也想要到达深濑先生的视网膜上。正是这世界上的光芒想要唤醒他的那颗心。然而，和往常一样，深濑先生的心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深濑先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一边看着笔记本，一边用手指模仿着写“狂”这个字。在纸上比划的同时，我也一直盯着深濑先生的眼睛。不知道他是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只有窗外那明亮的绿地填满了深濑先生那双眨动的眼睛。尽管完全没有表情，在那仅仅一次的眼睛眨动中，也能感觉到生命的光芒。但是，我不认为他听到了我的声音。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日深夜，梅雨前线横亘在关东地区，随着气候影响加深，雨势也越发猛烈。那天晚上，我在自己家里睡觉。台风一般的风雨敲打着窗户，令人难以入眠。明明电话铃声一直在响，我却一时没有注意到。

“深濑先生摔倒了。”

是黄金街的“沙雅”的声音。

“东京女子医大！”

仅凭这一点，我就很清楚这件事的发展趋势了。该来的终于来了。因为已经两次从熟悉的店、熟悉的楼梯上摔下来了，老板娘甚至为深濑先生装了扶手，可他还是滑倒了。我从川崎自己家出发，出租车在倾盆大雨中持续奔驰。雨水从前方侧面袭来，那感觉简直就像是在以迅猛的速度潜入水里。与其说这是前往医院，倒不如说是在追寻沉入深海底部的深濑先生。

从那一天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二十年，六月九日这天也下着瓢泼大雨。就像那天晚上一样，我并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雨天接到深濑先生过世的通知。我想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忘记了的“明信片”的下落。深濑先生摔倒前差不多半年左右，他冷不防地递给我一张死亡通知明信片。

从那年秋天开始，也就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半年前，我就感觉到深濑先生的言行有点难以理解。深濑先生缓缓打开箱子从中取出一张明信片，放在“南海”的红色吧台上。那是一张白底黑边的死亡通知书。

“印了一百张。如果我死了，你就写上日期替我寄出去。”

“知道了。那我先替您保管着。”

真是个糟糕的玩笑。我笑了。一边笑着一边看着深濑先生的侧面，窥视他的眼睛。黑色的威士忌瓶子在他的眼中绽放出更加黝黑的光芒。深濑先生的思绪不知道又游到哪里去了。

那是一九九一年的事情，现在再看这张明信片，里面的内容有点太决绝了。深濑先生可能并不打算迎接二〇〇〇年。回想起来，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线索。一九八九年左右，听说三年后的一九九二年将在美国或者欧洲举行展览的时候，深濑先生说了一句让我很在意的话。有天夜里，房间整体做了遮光，我和深濑先生一起，只做了一幅1米×1.6米大小的照片。因为要在海外办展，所以想做得大一点。这明明是三年后的事情，他却在黑暗中，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道：“一九九二呀，那时我还活着吗？”就像在说遥远的未来之事。

从那以后，深濑先生的言行举止越发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一会儿说他要去法国尼斯生活，一会儿又在表参道的商店里买了一支高级钢笔，说“要当一名作家”。从来也没听他说过想写什么，所以会觉得非常唐突。不过，当他的摄影作品渐渐开始在海外畅销，我也想过可能是海外的美术馆等机构买了很多摄影作品的缘故。虽然深濑先生一直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唯独那个时候，这些话与其说是难以理解，倒不如说是不吉利。妄想在不可遏制地膨胀。或者，深濑先生的身体里面可能早就已经住着某种莫名其妙的魔物。那段时期，他一天要进澡盆三次，潜在水中一直用水下相机拍摄自己的脸。这就是成为他最后的摄影作品的《卟噜卟噜》。

摄影作品《卟噜卟噜》

被告知深濑先生已经不能回归社会以后，我到深濑先生在代代木的公寓以及我们称之为“别墅”的山梨的空屋去整理照片和私人物品。那时，我从储物柜的抽屉里找到了另一支连包装都没打开的钢笔。同样是万宝龙的金色粗笔尖，里面附有一张十二万日元的发票。那个时候，深濑先生肯定已经在分隔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的河岸上独自一人迷失了方向吧。

那是三十多年前一个夏日的黄昏时刻。参加森山大道先生主办的“写真塾”的我，在下课后，和往常一样打算回家。这个时候，森山大道先生把我叫住了，说有话要和我说。我走下位于二楼的“CAMP”画廊的楼梯，我们两个人在下面数上来第三阶台阶上并排坐下。隔着巷子吹过来的风穿过我们两个人之间，顺着楼梯吹上去。他说，有一个事务所在招助手我很合适，然后把写着那个地方的联系方式的便笺递给了我。

他说，那是一个商业摄影的事务所，不过摄影家深濑昌久先生也在那里，好好拍广告也很好。一直在从事街头摄影的森山先生向我介绍一家商业摄影的事务所，这让我觉得很意外。不过，因为他是做过细江英公先生的助手的森山先生，所以我不带任何疑惑地相信了他的话，同时也明确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去面试的时候，我在那个摄影事务所里见到了广告摄影家冈田正洋先生和野泽一兴先生，而应该在的深濑先生却没有踪影。这是从日本设计中心出来的伙伴们的共同事务所。他们向我说明了各种情况。过了不到一小时，深濑先生从玄关旁边的厕所走了出来。还是大家熟悉的光头模样。我很紧张地低下脑袋和他打了招呼，可深濑先生连头也不回地一骨碌躺在地板上，点上了烟，一副刚做完暗房作业的样子。深濑先生从低矮的地板上微微抬起头，窥视般地望着空中，玩赏着摇曳的烟雾。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深濑先生制作的就是在尼康沙龙展示的《鸦》。回想起来，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务所呀。于我而言，这就是决定自己后来人生的一次无比幸运的邂逅。

摄影作品《鸦》

事务所里，窗边的桌子上，并排放着他们三个人各自的电话。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都用拨号式黑色电话的时代，只有深濑先生用着黄莺色的按钮电话机。无论哪个电话响，身为助手的我们都要去接电话。深濑先生的电话响的次数尤其少，即便偶尔响起，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的声音总是很虚弱，好像带着歉意。也许因为当时的深濑先生没什么工作，一来事务所就躺在地板上，或者深深地沉着腰坐在当时流行的电影导演坐的那种布制的导演椅上面，然后，眺望着由窗户穿透进来的光线中的烟雾，就这样度过一整天。这个时候，我就会一直很困惑，如果和深濑先生单独相处，那该怎么办才好。深濑先生从来不和我打招呼，也没有叫我做过任何事。

那是我来事务所半年后一天傍晚的事情。我拿着显影好的照片从照片冲印室回来，只见刚从北海道回来的深濑先生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话前。那时，深濑先生的电话非常难得地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明明只须回答“深濑事务所”，我却含含糊糊地说“喂，喂”。电话那头说：“是SM俱乐部吗？请告诉我到你们那边的路该怎么走。”我让对方稍等，并把这件事转告深濑先生，请求他的指示。结果，深濑先生说：“就告诉他是的，告诉他怎么到这里来。”

“从原宿站的竹下出口出来，沿着竹下路一直往前走。过明治大道差不多三百米就到了路的尽头，前面有家香烟店，到了那里再打电话过来，我去接您。”

深濑先生微笑着说：“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家伙吧。”这可能是我和深濑先生的第一次对话。没过多久，电话第二次响起，我告诉对方“马上就去接”之后，深濑先生就邀我一起去喝酒。我们一边笑着一边从香烟店前面经过，全然不睬那位汗流浃背的男子，直奔原宿巷子深处的灯笼方向。一想到被深濑先生带着走的自己身处于此，我心里无比高兴。沿途，深濑先生一声不吭，我只是跟着他走。走出明治大道，向右拐到前面的一条路上，很快就能看到一家居酒屋。我们来到一家鳗鱼窝一样的细长店铺，深濑先生就在入口旁边那个长长的柜台前坐下。时间还不到六点，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位客人。这里大概是他比较熟悉的店铺吧，一坐下来店员就拿来一瓶啤酒和两个玻璃杯。深濑先生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啤酒。这是一家烤鸡肉店，可是深濑先生连一串烤串都没点，就默默地喝着啤酒。我在等着他往我的杯子里倒啤酒，可是深濑先生根本就不给我倒。那感觉，简直就像把我坐在一旁这件事情给忘了似的，也没有任何对话。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我还以为他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挑出个什么毛病把我训斥一通。总之，我就只能等在一旁。我很想向深濑先生请教很多关于摄影的事，却找不到机会问。喝完第二瓶以后，深濑先生站了起来。我还以为他要回去了，便也跟着站了起来，结果他朝店里面走去。这家位于原宿、工薪族和年轻人混杂的店铺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坐满了。他肯定是去上厕所。我把包背在肩膀上等着，深濑先生回来以后，又要了第三瓶啤酒，然后马上给我的杯子也倒上了。终于给我倒了，但还是摸不透他在想什么。一看，深濑先生的脸颊有些泛红，感觉心情也比来时好一些了。

“你几岁了？”

我回答他快二十五岁了，同时告诉他，我是为了继承老家照相馆的家业，二十岁就来东京了，现在已经过去五年，觉得自己出来得太晚。

“我家也是开照相馆的，和你一样。是用安东尼吗？”

“我爸爸至今还是很喜欢用安东尼，是摄影棚里的主力照相机。”

安东尼型照相机是一种大概有一百千克重的木制照相机，任何地方的照相馆都在用。这是能够确保画面始终水平、垂直的沉重照相机，不用担心会晃动，所以对拍摄肖像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机器。比我大将近二十岁的深濑先生当时四十五岁，不过一谈到照相馆的事，他就变得像朋友一样能说会道。

“喝完三瓶了，还要不要再来一瓶呀？”店员来问我们，深濑先生却说去下一家吧，便走出店去。他带着我穿过明治大道，坐上了出租车。

“花园神社！”

深濑先生这么告诉出租车司机。这一系列动作像是一种本能的状态。夜风在车窗内外来回穿梭，在我的耳边盘旋着。到了新宿三丁目那一带，在那之前一路追赶的黄昏夜色被人群淹没了。深濑先生坐在车里，身子微微向前倾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远方。那双小小的眼睛像是将新宿的路灯全都聚集了过来，再从自己眼睛的深处绽放出光芒。没过多久，出租车停在了红色鸟居前。深濑先生像是以固定的步幅和步数走过了鸟居，然后匆匆忙忙地穿过神社而去。神殿灯火通明，在夏天的夜色下被染得通红，为在旁边走来走去的我们也染上了一些色彩。深濑先生为追寻飞翔的群鸦刚在北国的某处彷徨之后回来，尽管只去了一周的时间，也很怀念黄金街的这种热闹景象，所以到这里来肯定无比开心。随着两家、三家这样一家连着一家地到处喝酒，沉默寡言的深濑先生的心也被解放了。

深濑昌久 / 濑户正人拍摄

北上前往旭川，从名寄出发二十分钟左右就来到天盐川。前方依稀可以看到深濑先生出生的故乡美深町。“这条河是种植稻米的最北端。”他非常坚定地用手指着说，“啊，那是星尘！”凝目而视，只见这条河的上空，冰冻的大气中飘浮着闪闪发光的光粒。我的目光被这奇妙的景象吸引，深濑先生却一边从车窗俯视着往下流淌的雪融的河流一边说：“感觉有！”他说的是鱼。去山里钓鱼的时候，他一定会看着河面，说：“有的有的。”那里有我们看不见的鱼。无论是池塘还是河流，深濑先生都能清楚地看到鱼。请他带我去钓高身鲫的时候，他事无巨细地把这种鱼在习性上的不可思议之处告诉我。就像不能用普通的方式对付猫和乌鸦一样，他说鱼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物。在北海道期间，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显得能说会道的深濑先生，对我来说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回礼文岛的时候，有编辑和女模特一起同行。本以为是去美深町的牧场或自然环境中拍摄人体，可是一到他老家的照相馆就被带到摄影棚里去了，然后他马上就说“在这里拍摄吧”，把全家人都叫来了。

深濑照相馆把摄影棚叫作“写场”。走上楼梯，安东尼型照相机就进入眼帘。尽管北海道的那种高高的天花板有点不同，不过构造和我们家摄影棚是一样的——有巨大的镜子，照明器具分别放置在左右两边，正中央端坐着的是一台古老的安东尼型照相机，沿着墙壁排了一排那种有几只椅腿的西式椅子。

“安东尼还歪着呢！”

在上楼梯的过程中，深濑先生突然说道，然后一脸难为情地凑近身边那只被拆下来好几年都没有修的小脚轮。安东尼型照相机是用三只小脚轮支撑的，前后左右都能移动。可是，这台相机的轮子右侧脱落，是倾斜着的。所拍照片不会倾斜的安东尼型照相机是倾斜的，这像是件丢人的事一般，深濑先生独自一人介意。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便下楼去，捡了两三块路上的石头插在缝隙里，这样就可以拍照了。模特与深濑家没有任何关系，深濑却让她赤身裸体地与全家一起拍了纪念照。他没有对我说“你也进去拍张纪念照”，而是说“你来拍”。底片并不是8英寸×10英寸大小，而是照相馆里用的那种小一圈的八开大小的底片。大概是很久没拍家庭照片了，大家非常开心地排成排，面对着安东尼型照相机。我想这应该是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二十年的“家族”系列最后一张照片，于是非常慎重地对好焦。拍完全家人的合影后，深濑先生拖过来一张厚重的椅子，让高龄的父亲坐下来。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让他的父亲脱下衬衫，同时脱光了自己的上半身。一家人都绕到安东尼型照相机后面看着。我凝视着倒映在安东尼型照相机的磨砂玻璃上的这父子俩的身影，长得一模一样。深濑先生从背后把手搭在瘦骨嶙峋的父亲的双肩上，站在那里的他自己也是同样的骨骼。我向他俩打了声招呼，然后按下快门。他们在众人的注视下，沐浴在“写场”内的耀眼光芒中，凝视着安东尼型照相机那深邃的镜片，仿佛就算是黑暗的洞穴深处也要窥视一番。《家族》这个系列作品中，深濑一家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我拍摄的。血缘肖像的最后一张照片就像平时那样，无法看到从照相机这个黑暗的箱子里跑过的光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束了。

收录于 深濑昌久《家族》

家族成员如同玩腻了的孩子把玩具一扔就离开沙滩一样，各随己愿地走下楼梯。目送他们离去的深濑先生披上衬衣，独自关上摄影棚里的灯。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遇到了深濑先生，从那以后的十年时间里，每天的记忆就像照片一般清晰保留着。

文丨濑户正人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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