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也没想到，高中毕业九个月后，我会在当年最有趣、门槛最高的波哥大《观察家报》文学增刊《周末》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四十二天后，又发表了第二个短篇。

然而，最让我惊讶的是，报纸副主编兼文学增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笔名“尤利西斯”）专门撰文对我表示认可。他是当年哥伦比亚最具洞察力的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新锐的捕捉也最敏锐。

事出意外，一言难尽。那年年初，按照和爸妈的约定，我去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报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栋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学生。

下午没课，我没去勤工俭学，而是窝在房间里或合适的咖啡馆里读书。书是偶然或靠运气获得的，更多的是偶然。

买得起书的朋友把书借给我，借期都特别短，我得连夜看，才能按时还。当年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读的全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现在读的全是经过二战漫长的出版沉寂期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鲜出炉、翻译出版的新作。

就这样，我幸运地，发现了成名已久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D.H.劳伦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顿、威廉·艾里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许多其他作家。

新作陈列在书店橱窗，可望而不可即，但有几本在学生咖啡馆里争相传阅，这些咖啡馆是活跃的文化传播中心，从外省来的大学生在这里汇聚，有些人年复一年，始终如一，不仅有专座，还在这儿收邮件甚至汇票。店主或忠心耿耿的店员略施援手，帮不少人完成了学业。比起成天难得一见的导师，国内培养的许多专业人士亏欠他们的也许更多。

我最喜欢大诗人经常出入的风车咖啡馆，离我的住处只有区区两百米，位于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和第七大道的拐角处。那儿不让学生占座，但躲在附近桌边，偷听文学对话，显然要比从课本上学得多、学得好。

这家咖啡馆面积大，西班牙风格，配有圣地亚哥·马丁内斯·德尔加多手绘的壁画《堂吉诃德战风车》。虽说不能占座，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服务生把我安排到离文坛巨匠莱昂·德格雷夫最近的位子上。

德格雷夫蓄着络腮胡子，粗犷，迷人，傍晚起和一群当代著名作家神侃，半夜跟象棋班的学生灌一肚子劣质酒后才回家。没在那张桌边坐过的哥伦比亚文艺界名人屈指可数，我们躲在近处屏气凝神，纹丝不动，生怕漏听了哪怕一句话。尽管他们谈女人和政治的时候多，谈艺术和本行少，但总会谈到值得学习的新东西。

坚持去听的人全都来自大西洋沿岸，全都嗜书如命，而对沿海人反对内地佬的活动则没那么上心。

同为法律系学生的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带我畅游《圣经》，让我记住了约伯的同伴们的全名。一天，他把一本吓人的大部头放在桌上，如主教般不容置疑地断言道：“这是另一本《圣经》。”

那本当然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读得断断续续，磕磕绊绊，直到耐心耗尽，难以为继。如此断言，为时过早。多年以后，当我不再心浮气躁，又把它重新拾起，仔细研读时，不仅发现了自己从未怀疑过的真诚的内心世界，还在语言运用、时态安排、结构处理等文学技巧上受益匪浅。

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是我的一名室友，学医，我们在苏克雷就是朋友，和我一样，他也废寝忘食地读书。另一名室友是胡安·德迪奥斯舅舅的长子——表哥尼古拉斯·里卡多，让我时刻不忘家族美德。

有一晚，维加带回刚买的三本书，和往常一样，随手借给我一本当枕边书，好让我睡个好觉。没想到适得其反，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睡。

那本书是弗朗茨·卡夫卡的《变形记》，假传为博尔赫斯所译，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它的开篇就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如今为世界文学瑰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这些书很神秘，不但另辟蹊径，而且往往与传统背道而驰。

事实无须证明，只要落笔，即为真实发生，靠的是无可比拟的才华和毋庸置疑的语气。山鲁佐德又回来了，不是生活在几千年前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丧失所有、无法挽回的世界。

读完《变形记》，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个与众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来临时，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借给我的便携式打字机前，试着写一些类似于卡夫卡笔下可怜的公务员变成大甲虫的故事。

之后几天，我没去上学，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发狂，突然看到了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纸上发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论，感慨哥伦比亚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陈，后继无人。

不知为何，我将这言论视为战书，贸然代表新一代作家应战，捡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澜。短篇的情节围绕《变形记》中那具有意识的尸体展开，但没有故作神秘，也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偏见。

说到底，我还是不自信，不敢把稿子拿去给任何一位同学看，包括法律系同学贡萨洛·马利亚里诺，只有他看过我在沉闷的课堂上写下的那些抒情散文。写完那个短篇，我读了又读，改了又改，改到不能再改，最后专门给爱德华多·萨拉梅亚——没见过他本人——写了张字条，具体内容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我把那个短篇加字条放进信封，亲自送到《观察家报》的传达室。门卫让我上二楼，当面交给萨拉梅亚。我光是想想就吓得腿软，把信放在门卫桌上，逃之夭夭。

礼拜二送的稿子，结果如何，我一点儿也不着急知道，总觉得要登也没那么快。我在各家咖啡馆闲逛了两个礼拜，消解礼拜六下午的焦躁。九月十三日，我走进风车咖啡馆，进门就听说我的短篇《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发布的《观察家报》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一份报纸五生太伏，我没钱买。这最能说明我的穷困潦倒。除了报纸，五生太伏能买到的生活必需品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轨电车、打一次公用电话、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

细雨还在静静地下着，我冒雨冲到街上，却在附近的咖啡馆里找不到能借给我几生太伏的熟人；礼拜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板娘，没别人，可老板娘在也没用，我还欠她两个月的房租，相当于五生太伏的七百二十倍。

我无可奈何地回到街上，老天有眼，让我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份《观察家报》走下出租车。我迎面走过去，央求他把报纸送给我。

就这样，我读到了我印成铅字的第一个短篇，报社画家埃尔南·梅里诺配的插图。我躲回房间，心跳不已，一口气读完。逐字逐句一读，我渐渐觉察出铅字巨大的破坏力。

我投入了那么多的爱与痛，毕恭毕敬地戏仿旷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读来，全是晦涩难懂、支离破碎的自言自语，只有三四句差强人意。时隔近二十年，我才敢再读一遍，而我的评判——尽管心怀同情—却更加不宽容。

最烦的莫过于一大堆朋友拿着报纸，兴高采烈地冲进我的房间，对那个他们铁定没看懂的短篇啧啧称赞。大学同学里，有些很喜欢，有些看不太懂，还有些——完全可以理解——看了三行就没再看下去。贡萨洛·马利亚里诺倒是毫无保留地赞赏了那个短篇，对他的文学鉴赏力我很难提出质疑。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的意见，他那张刀子嘴，连圈外人都敬而远之。我很矛盾，心痒痒的，既想马上见他，又不敢见他。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礼拜二才出现，对嗜书如命的人来说，这并不稀奇。他又在风车咖啡馆现身了，开口先不谈那个短篇，只说我吃了豹子胆。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你捅了多大的娄子。”他用他那双大眼镜蛇的绿色眼睛盯着我，“如今你跻身于知名作家之列，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彻底傻了，他和“尤利西斯”的意见在我心中分量最重。没等他说完，我就抢过话头，说出了一直压在心里的话：

“那个短篇狗屎不如。”

他的口气一如既往的强硬，说没时间，尚未通读大作，恕难发表任何意见。但他又跟我解释，即使那个短篇果真如我所说，难以卒读，也不致让我错失人生中如此良机。

“无论如何，那个短篇已经成为过去。”他总结道，“如今，重要的是下一篇。”

我茫然不知所措，居然愚蠢到想找理由反驳，直到我发现这是我听过的最聪明的劝告。他顺着思路往下说，让我先构思故事，再想风格，两者相辅相成，如古典作家手中的魔杖。

他又老生常谈地劝我要读通读透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不能仅限于荷马——中学阶段必读，所以我读过。我答应他一定读，并询问除了荷马，还有哪些作家可以推荐。

可他转移话题，说起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那个周末他刚读过。我没敢告诉他，或许那次谈话帮我解决了人生难题。当晚，我彻夜未眠，开始构思下一个短篇，第一个短篇里的漫谈将不再出现。

我怀疑跟我聊第一个短篇的人并非被故事打动——也许他们没读过，也肯定没读懂——而是因为它被大幅刊载在知名报纸上。

首先，我发现自己的两大缺点确实严重：文字不畅，不谙人心。这些问题在第一个短篇中尤为明显，其中的抽象思考本就让人疑惑，还将虚情假意大书特书。

我在记忆中搜寻真实的场景，拿来创作第二个短篇。

儿时认识的一位美女曾对我说，她想钻进她怀中那美艳动人的猫身里。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它比我更美。”于是，我有了第二个短篇的故事起点，以及一个夺人眼球的名字：《埃娃在猫身体里面》。其余的跟第一个短篇没什么两样，纯属无中生有，因此——当年我们喜欢这么说——它们本身就埋有自我毁灭的种子。

这个短篇也被整版刊登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的《观察家报》上，插图画家是加勒比天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恩里克·格劳。我惶恐地发现朋友们将其视为知名作家定期推出的新作，而我却患得患失，疑虑重重，同时努力不让心中的希望破灭。

更大的冲击几天后不期而至。爱德华多·萨拉梅亚以惯用笔名“尤利西斯”在《观察家报》的每日专栏上撰文，直入主题：“本报文学增刊《周末》的读者恐怕已经注意到一位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文学天才。”接下来又说：“幻想世界无奇不有，但将其精华质朴自然地表现出来，绝无虚张声势，并不是每个初涉文学的二十岁青年都能做到的。”

结语毫无保留地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现，意味着一名新的、引人瞩目的作家诞生了。”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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