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看《三国演义》时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剧中的人物几乎全部是单名，仅有的三字名也都是复姓，比如诸葛亮、司马懿、太史慈等等；但到《隋唐演义》时却完全不同，从虚构的宇文成都、裴元庆，到真实存在的单雄信、徐世勣，双名大量出现。这并不是我们的错觉。据统计，《后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人物中单名的比例高达98%和99%，而《隋书》和两《唐书》中的比例却降到了59%和43%，有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古人在起名时又都考虑哪些因素呢？

避讳与汉晋的单名传统

在中国古代，名和字是两个相关又不同的概念，在称呼时有严格的规则。《礼记·檀弓》记载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意思是士人在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要使用不同的称呼，幼年称“名”，行冠礼之后称“字”，五十岁以后称“行第”，死后称“谥号”。行冠礼代表着成年，要由父母或长辈赐予“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此后除了国君、父母、长辈等以外，其他人要称呼其“字”以表示尊敬。古人的名与字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关。比如《三国志》记载关羽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羽指“羽人”，是汉代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仙人信仰，其核心就是长生，其后所改的“云长”同样与此有关；唐代茶圣陆羽，字鸿渐，取自《周易》的“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陆羽的名字来源于《周易》的“鸿渐于陆，羽可用为仪”

士人成年之后，名对其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用来确认交往双方的地位尊卑高下，另一方面也与人的安全、命运有密切关系。比如春秋以来的“策名委质”之礼，就是将自己的名写到国君的载书之上，来表明君臣关系的确定；先秦盛行的巫术，则要以木刻为人像，写名于上来进行诅咒，人名在其中起到代表被诅者媒介的作用。对名的重视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人们常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概念上的联系，还有实在的物质联系，因此巫术可以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上其他部分一样，来为害于人。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偶然还能看到这样的现象。

因为这些原因，我国很早就产生了避讳制度，凡君主和尊长的名均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加以回避，这也使先秦时期在起名时就有很多的要求。《左传》记载申繻为桓公之子起名时强调“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因为“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牲畜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先秦时期的人口还比较少，且仅避死讳（死后方避其名讳），不会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单双字之名都很常见，比如齐桓公名小白，晋文公名重耳，郑庄公名寤生等。

秦代开始避生人名讳，比如秦始皇名嬴政，故讳“政、正”，称“正月”为“端月”。两汉以来避讳制度越来越严格，不仅帝王名讳有专门的用字，比如高祖刘邦“讳邦之字曰国”，武帝刘彻“讳彻之字曰通”，而且避讳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包括了皇族和外戚之讳。这导致需要回避和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汉律中又有触犯讳法的规定，引发了实际生活的种种混乱。汉宣帝曾经因此下诏：“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下令免除百姓之罪。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两汉以来的皇帝大多采用单名，以减少所讳之字，比如汉昭帝一开始名“弗陵”，后来改成单名“弗”，就是“以二名难讳故”。士人等精英阶层在帝王名讳之外还需要避父祖等家讳，因此单名很快形成一种文化习惯，风靡全国。

除了避讳这种实际考虑，汉武帝之后儒学理念的渗透也是单名化普及的重要原因。两汉时期占据经学主流的《公羊传》中有“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这对于当时的士大夫们有深远的影响。著名的时空穿越者·理想改革家·新朝皇帝王莽，就是严格遵循儒家古礼的典型。他在即位之后大搞复古改革，除了改易官名、地名、国名外，还颁布“令中国不得有二名”的诏书，甚至还劝说匈奴单于改为单名。史称“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遵从了王莽的改制。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单名观念，姓、单名、字所构成的人名成为此时期的官吏、儒生一般的制名习惯。

东晋以后双名的兴起

汉晋时期流行数百年的单名传统，在东晋以后开始发生改变，双名逐渐增多，并与单名呈并驾齐驱之势。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宗教和民间风俗的影响。经过汉末的“黄巾之乱”和西晋的“五胡乱华”，两汉以来的儒学传统逐渐被破坏，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开始引领潮流。他们遵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原则，尝试冲破礼教的限制，追求自由平等。与此同时，东汉末年形成的道教和自印度东传的佛教影响逐渐增大，除了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它们也影响了汉晋时期制名的惯例。

东晋后期社会上层兴起的双名中，“单名+之”是一种常见的姓名构成方式。这种例子非常多，比如“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的名将陈庆之，南朝著名数学家祖冲之，为《三国志》作注的史学家裴松之，著名画家顾恺之等。当然最为典型的当属“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家族。王羲之属于琅琊王氏，是侨居南朝的北方大族，与其平辈的六世有晏之、允之、颐之、胡之等；七世有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等；八世有陋之、裕之、静之、镇之等；九世有悦之、标之、唯之等；十世有秀之、延之、舆之。

青玉王羲之爱鹅图意山子，故宫馆藏

单纯从文字的角度来说，“之”只是一个虚词，并没有实质性的字义。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之”进入名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天师道的前身是汉末张陵所创建的“五斗米道”，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播，西晋后由寇谦之和陆修静进行改造，并在士大夫阶层中逐步普及。天师道宣扬长生不死观念，鼓励采药炼丹，深受门阀士族的喜爱。根据史籍的记载，琅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尤其虔诚，以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他任会稽内史时，恰逢孙恩之乱，当叛军包围会稽城时，他不仅不派兵防守，还笃定地祈祷天师相助，最后城破身亡，死的不明不白。

除了“之”字，同样带有宗教性质的“道”、“昙”、“灵”、“僧”等虚字也大量成为人名的用字。比如南朝书法家王询的孙子辈有僧达、僧谦、僧绰、僧虔，曾孙辈有僧亮、僧衍、僧佑。南北朝门阀士族势力强大，尤其重视避父祖之家讳，但“之”、“道”这一类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不具有实际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讳。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家族五代中人名带“之”字者多达数十人，不仅从姓名中完全看不出辈分，而且父子、祖孙等均“同名不讳”，这也使双名成为一时风尚。

宗教对中国古代人名的影响很大，除了改变单名的传统，很多人名都直接采用宗教中的名号或者术语。北朝时期人们多以神将为名，比如北魏北地王世子名叫钟葵，元义的本名为夜叉，他的弟弟元罗，本名为罗刹。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唐朝，哪吒父亲托塔李天王的原型李靖，原名李药师，就是源于佛教中的药师佛，后来金庸《射雕英雄传》东邪黄药师的名字，很有可能就是借鉴了李靖的本名；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的隐太子李建成，小名为毗沙门，是佛教中四方位天王之一的“北方天王”，在中国内地多以战神的面貌出现。

除了宗教，双名的兴起也受到民间文化习惯的影响。汉晋时期许多底层民众既无冠礼也没有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以名相称。民间所起的人名不求典雅，多带俚俗色彩，又因语言习惯常以双字出现，所以在单名流行的汉晋时期下层也有许多双名者。上层的士族虽然有单字的雅名，但同样也有非常随意的小名，比如曹操小名阿瞒，刘禅小名阿斗。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小名也颇有民间色彩，西晋齐王司马攸小名为“桃符”，司马昭非常喜欢他，常称呼他的小字“此桃符座也”；辛弃疾的名句“人道寄奴曾住”中的寄奴，就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此外梁武帝萧衍小名为“练儿”，他的儿子萧子卿小名“乌熊”，都是俚俗之名。南朝为寒人政权，处于精英和基层之间，经常变动阶层，他们的存在使精英阶层受到了民间习惯的影响，逐步突破了单名观念的限制。

同时，双名相对于单名多出一个字，也能表达更丰富的内涵。比如东晋时期桓豁听闻前秦苻坚国中有谶言“谁谓尔坚石打碎”，于是其子名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等，以应谶言；唐高祖李渊有嫡子四人，分别名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合其名首字为“建世玄元”，寄托了李渊对诸子的殷切期待。出于表意需求和审美需要，门阀士族人名中的虚词逐渐超出了信仰层面，开始普遍出现，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双名化的进程。

《步辇图》（局部）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谱牒的繁荣

现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还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宗族文化。有的宗族人数颇多，而且散落在全国各地，不能参加例行的宗族活动，但族谱却能成为他们联系和认同的重要纽带。

魏晋南北朝还是世家大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高门士族尚门第、重婚娅，他们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和庶族的界限，编撰了大量的公私谱牒。谱牒的修撰讲究世次系统，大宗谱例一线贯通，虽数十代而不绝，而随着宗族人数的扩大，必然有明世次、分经纬的要求。在单名流行的时代，这种要求主要通过排行字，或者共用部首等方式来实现。排行字就是在字中以“伯仲叔季”进行排列，一般同父兄弟间用此方式。比如我们熟悉的三国时的孙策，字伯符；他的弟弟孙权，字仲谋；三弟孙翊，字叔弼；四弟孙匡，字季佐。还有单名中用同一部首之字来表明辈分的，比如南朝宋沈怀文三子分别名为沈淡、沈渊、沈沖，均为“氵”旁。

《历代帝王图》孙权像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宗族的规模总是越来越大的，远房宗亲之间相见常常需要排清辈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说，当时的“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这样大规模的宗族，不管是追寻父祖还是查阅谱牒来排辈都不方便，从人名上来做标志就成为流行的选择。但是偏旁数量有限，而且可供选择的字也有限，随着辈分的增多难免会出现重复，造成混乱。随着民间私修谱牒之风的盛行，很多家族开始以双字来取名，用一个共用字来标识辈分。比如出自清河房氏的唐初名相房玄龄，他的家族世系：

房熊——房彦诩——房玄赡

房彦谦——房玄龄

房彦询

房彦式

隋唐以后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称呼行第的风尚。行第是同曾祖父兄弟的长幼次序来排定的，唐代上至皇族，下至百姓都以行第相称。比如诗仙李白又称李十二，白居易又名白二十二，刘禹锡又名刘十九。杜甫曾经有一首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指的就是李白。唐睿宗执政时期，每次遇到宰相奏事，就问“曾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这里面“太平”指的是太平公主，“三郎”指的是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他排行第三。当时正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争权的时期，他曾因为睿宗偏向太平公主，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李隆基排行第三，他是没有四哥的，这里的四哥指的是他的父亲睿宗李旦。李旦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小儿子，排行第四，所以称之为“四哥”，并没有平辈的意思。宋代还延续了这种风俗，比如欧阳修又称欧九，秦少游又名秦七。宗族中排辈的需要，也进一步推进了双名化的趋势，成为宋代以后按照“字辈谱”取名的开端。

作者： 元微之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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