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追求长治久安，关键的问题之一，便在于“法制”。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西汉，也格外重视法制。

一提到“法制”，有些现代人总是不屑一顾：封建王朝有什么“法治”，不过都是“人治”而已。“家天下”的君主专制社会，确实是“人治”常胜过“法治”，但不代表这些王朝就没有“法制”，法制是一系列成熟的、治国治民的法律制度。

西汉王朝从公元前202年建立，公元8年灭亡，存国二百余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前期（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时代）、中期（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时代）、后期（汉元帝以后），而西汉的法制，也因之而不同。

西汉前期：从“约法三章”，到《汉九章律》，务在宽简

秦末的乱世局面，致使百姓“十室九空”，横遭劫难。秦朝灭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不可否认，自商鞅变法后，秦法日密日苛，“苛法”，也是激起秦帝国民变的重要因素。

公元前207年，正当项羽率大军，在河北巨鹿与秦军劲旅章邯部鏖战之时，刘邦则剑走偏锋，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攻武关，又与秦军战於蓝田南，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先诸侯至霸上”。

此时，秦帝国已是外强中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秦王子婴自知抵抗毫无作用，便奉上玉玺，投降刘邦。

刘邦在秦帝国底层生活了四十余年，深知百姓所痛恨者，“秦之严刑峻法”，于是“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百姓皆悦。”

“约法三章”，简单易行，也符合战争状态下的管理需要。不过，它只能当作是临时性法律措施，“楚汉之争”结束，刘邦开基立国之后，“约法三章”就显得不合时宜，“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汉书·刑法志》）

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从根本上分析，也是由于他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实质变化：昔日混迹社会底层的市井无赖，摇身一变，成为一国之主的皇帝，自然要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刘邦必定要制定相应的法律，管理百姓。

从这个角度去看，刘邦的定新法的需要，也是情理之中。

丞相萧何承接旨意，参考战国法家李悝《法经》及秦律，着手完善了汉初的法律，合为《汉九章律》。

《汉九章律》，顾名思义，法分九部分：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

1.盗律：主偷盗、抢劫等罪行的处罚。

2.贼律：主伤害、杀人等罪行的处罚。

3.囚律：主拘禁、断狱的管理。

4.捕律：主逮捕、追捕逃犯的管理。

5.杂律：主诈骗、赌博、贪污等杂项犯罪的处罚。

6.具律：主根据犯人表现，或加刑，或减刑的管理。

7.户律：主户口、婚姻、赋税等方面的管理。

8.兴律：主征发徭役、城防守备等方面的管理。

9.厩律：主牛马畜牧、驿传等方面的管理。

本质上，《汉九章律》与秦律在法律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并没有区别，只是汉初统治者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删减法律条文，并降低了处罚标准，务在“禁网疏阔”，“宽厚驭下”。

汉文帝听取民女缇莹的申诉，接受来自民间百姓的请求，废除了肉刑，将刺面（黥刑）、割鼻（劓刑）、砍肢（趾）罪条，改为笞刑（打屁股），笞刑的数量从“五百下至三百下”不等。

汉景帝时代，皇帝认为笞刑还是偏重，“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汉书·刑法志》），他将笞刑再次减轻，打屁股的次数，从“五百至三百”之间，减少为“三百至一百”。

法律的宽与轻，给百姓带去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并且减轻刑罚的同时，汉初的统治阶级还采用“黄老之术”治国，使法、礼相辅相成，达到“清静无为”。

西汉中期：从“禁网疏阔”，到法网严密，务在集权

经过汉初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经济、军事实力增强。从文帝时起，朝廷就对诸侯国进行了持续打压、削弱，中央集权得到极大强化。

任何封建王朝的政治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作为。

汉武帝雄才大略，对外志在开疆拓土，誓要扫灭匈奴。围绕他的战略构想，汉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

战争，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战场上拼的是勇气，讲的是谋略，但归根结底，凭的还是实力，打的是钱粮。

任凭汉朝多么地大物博，经济实力多雄厚，战争的机器开动起来，经济必然受到不良影响。

首当其冲，受伤的是农民，商人也深受其害。“民多饥乏。富商贾或滞财役贫，废居邑”。战争带来深重的社会问题，百姓活不下去，必定铤而走险，不断犯法犯禁。为了“禁奸民”，汉武帝便密织法网，加重刑罚，任用酷吏，这一时期，汉朝的法律更加严密繁苛，当时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仅大辟就“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曲典者不能遍睹”（《汉书·董仲舒传》），如此繁密的法网，导致“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汉书·食货志》）

法律的严苛，大有“秦政”的再现，但是，法网虽然严密，这个时期，汉武帝并没有像秦始皇那样“专任刑罚”，而是“霸王道杂用之”，即，一方面积极宣扬“忠孝仁义”的董仲舒所改造的儒家思想，一方面举起重刑重法的法家利剑，德刑兼用，儒法并举。

显然，驭民之术，汉武帝比秦始皇纯熟得多。

西汉后期：从“霸王杂用”，到法制废驰，务在崇儒

汉元帝本人好儒，甚至因此招致其父汉宣帝的不满。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法治）、王（德治）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孝元本纪》）

面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汉宣帝仰天长叹：“乱我汉家者，太子也。”

果不其然，汉元帝上台后，重用儒生，一改以前的法度，抛掉“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的“春秋公羊”派儒学，而以“宽柔温厚“的原始儒学为治国思想，法制废弛。

以汉元帝为始，元、成、哀、平帝时代，法网开禁，并不是对百姓施以恩惠，对他们的反抗不加镇压，而是对地主豪强、皇亲贵戚的违法犯禁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是皇帝带头鼓励纵容，为整个统治阶级的为非作歹，大开方便之门，

百姓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起义蜂起，即使没有王莽篡政，西汉的灭亡也是指日可待。

从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草创基业，到建国之初，拟定《汉九章律》，至汉武帝，及至昭宣时代，西汉统治者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比较完备的法制体系，无论是“无为而治”，还是“儒法并用”，都比秦帝国时代“专任刑罚”的法制前进一大步。

然而，汉元帝以后纯用“儒教”，偏废法制，一味德教，最终对西汉王朝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危害。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西汉的法制活动，对我们今天或许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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